北宋中晚期史：不仅是变法与党争，更是中央集权的深化与危机
梁庚尧先生的《北宋的改革与变法》系统梳理了庆历新政、熙宁变法、元祐更化、绍圣绍述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并深入探讨了这些事件对北宋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南宋历史的深远影响。北宋的政治轨迹在仁宗朝后期因为一场深刻的变革而转向。这场变革的根源深植于“三冗”（冗兵、冗官、冗费）痼疾导致的财政危机和社会矛盾激化，同时受制于辽、夏等外部势力构成的严峻军事压力和民族屈辱感。北宋立国之初即面临内忧外患的双重困境，内忧的核心是财政困乏。三冗压迫着中央财政。募兵制虽灵活，却导致兵源既来自召募，养兵的费用就由政府负担，加之北方边境防御需求，军费开支持续攀升。科举取士的宽松和荫补制度的泛滥，直接导致官员人数因此持续增加、官俸开支持续增加。对辽、夏的岁币支出，虽数量相对较少，却在精神层面构成了对北宋士大夫自尊心的持续伤害，城下之盟的屈辱记忆，催促着统治阶层反思致弱根源，寻求强兵富国之道。正是在“内外交困”的背景下，一股倡导澄清吏治、富国强兵的新政思潮开始涌动，范仲淹正是这股思潮的先锋。庆历新政常被视为熙宁变法的预演，但两者在深度和广度上存在显著差异。面对积贫积弱，范仲淹提出了以“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为核心的《十事疏》。其改革逻辑在于，通过整饬吏治，提升行政效率，进而开源节流，最终实现富国强兵。庆历新政的结构主要集中在行政层面，重点在于澄清吏治。然而，改革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遭致强烈抵制。整顿行政组织的各项措施妨碍到许多人的既得利益，也阻塞了才能平庸者的仕进之途，这些人的反对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他们以“朋党”之名攻击范仲淹等人。最终，在朋党纷争和政治倾轧中，庆历新政迅速失败。尽管如此，庆历新政的影响却不容忽视。它不仅为熙宁变法提供了经验教训，更促使北宋政治中长期潜藏的朋党之争公开化，加剧了政治动荡。朋党的辩争在庆历四、五年间纷扰一时，而且没有随着庆历改革成为过去而消失，这为后续的政治斗争埋下了伏笔。相较于庆历新政，神宗朝的熙宁变法是一场更为全面、深刻的制度性变革，其核心是王安石的“以义理财”思想。这种思想并非单纯追求财政收入增加，而是试图通过政府积极干预，实现社会财富的更公平分配，即摧抑兼并、均济贫弱，最终服务于富国强兵。王安石深信，“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他试图从儒家经典中寻找变法的理论依据。熙宁变法的逻辑是：通过一系列新法，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增加财政收入，为军事扩张提供物质基础。从结构上看，熙宁变法几乎触及了北宋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涵盖财政、军事、社会、教育等多个领域。具体而言，均输法旨在通过政府调控物资运输，平抑物价，减少政府开支，打击富商垄断；青苗法试图通过政府向农民提供低息贷款，抑制高利贷，扶助农业，增加政府收入；募役法力图改革差役制度，以“出钱免役”取代“轮流服役”，减轻民户负担，增加政府收入；市易法旨在通过政府设立的“市易务”，平抑物价，抑制兼并，增加政府收入；农田水利法鼓励垦荒和兴修水利；保甲法旨在加强地方治安，节约养兵费用；方田均税法试图通过清查土地，均平赋税。这些新法，从纸面上看，似乎都指向了一个“良法美意”的未来。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往往存在鸿沟。新法在实施中逐渐偏离初衷，既有执行层面的问题，也有制度设计本身的缺陷，更有王安石个人因素的影响。在执行层面，地方官员为追求政绩，往往急功近利，对上级指示进行曲解，甚至层层加码，导致新法执行中出现各种变形。例如，市易务本应平物价、抑兼并，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异化为贱买贵卖，重入轻出，广收赢余的官营垄断机构，与民争利，严重扰乱市场。“市易之法成，则货贿通流而国用饶矣”，王安石原本强调的是通过市易法促进商品流通，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但在实际执行中，却被地方官员扭曲为追求市易收入的借口。青苗法也出现了强制借贷、提高利息等问题，加重了农民负担。“青苗法比《周礼》贷民取息立定分数以不为多”，王安石以此为青苗法辩护，但地方官吏却往往超额放贷，甚至强迫百姓借贷。更深层的问题在于，王安石本人的性格缺陷和用人失察。司马光曾评价王安石“不晓事而又执拗”，这种刚愎自用的性格，使得王安石难以听取不同意见，无法容忍反对的声音。他“宁用寻常人而不为梗者”，将反对变法的人士斥为“流俗”、“异论”，甚至不惜动用政治手段进行打压，如对苏轼“乌台诗案”的处置。他甚至认为，“流俗之人罕能学问，故不识利害之情”。这种对异见的排斥，使得新法在推行中，缺乏必要的自我纠错和调整机制，最终滑向了聚敛与扰民的错误极端。熙宁变法引发的党争，是北宋政治史上最为惨烈、影响最为深远的政治斗争。新旧两党围绕变法利弊展开论战，但这场论战很快超越了政策层面，演变为意气之争、权力之争，甚至是残酷的人身攻击。新党指责旧党“保守”、“因循”；旧党则批评新党“聚敛”、“扰民”。双方斗争，从朝堂到地方，从政治领域到学术、文化领域。“朋党”之名，成为打击政敌的武器。例如，“乌台诗案”中，苏轼仅因诗歌中流露对新法不满，便遭新党迫害。而旧党领袖司马光，则被新党指责为“奸邪”。政治环境的恶化，不仅使得改革初衷难以实现，更严重损害了北宋统治基础。党争根源，既在于政治理念的分歧（“理财”与“守成”之争），也在于权力分配的矛盾，更在于个人恩怨。哲宗即位后，北宋政治经历了短暂的“元祐更化”，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等旧党，试图全面废除熙宁新法。但新法并未被完全废除，而是有存有废，有修正有延续。例如，在贡举制度和学校制度方面，元祐时期基本上延续了熙宁时期的框架，进士科仍然是主要的科举考试科目，经义仍然是考试的重要内容。在军事方面，元祐时期虽然削减了军队数量，但并没有完全废除保甲法。宋哲宗亲政后，以章惇和蔡卞为首的新党重新上台，对旧党展开更为残酷的报复。新党以“绍圣绍述”的口号，重修《神宗实录》，将元祐年间对新法的批评全部删除，并将旧党官员定性为“奸党”。他们还制造了“同文馆狱”等冤狱，诬陷旧党官员谋反，许多旧党官员因此被贬谪、流放，甚至被处死。在经济上, 新党恢复了熙宁变法中的各项财政措施, 并进一步加大了搜刮力度。青苗法的利息被提高, 募役法的范围被扩大, 市易法的垄断性更强。这些措施,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但也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激化了社会矛盾。徽宗朝的政治彻底崩坏。徽宗崇尚享乐，不理朝政，将权力交给蔡京等奸臣。崇宁年间，是蔡京“丰亨豫大”政策全面推行的时期，也是北宋政治最为黑暗的时期之一。蔡京为了加强对财政的控制，仿照熙宁年间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旧例，设立了“讲议司”，其名义是“讲议熙、丰已行法度，以及神宗欲为而未暇为者”，实际上却是为蔡京进一步搜刮民财、打击异己提供了一个合法的平台。“（蔡京）托丰亨豫大之说，倡为穷奢极侈之风，而公私积蓄扫荡无余”。他大兴土木，修建“艮岳”等奢华工程，横征暴敛，加重民众负担。他还设立“西城括田所”，强行搜刮民田。在财政方面，蔡京大肆推行“崇宁重宝”、“当十钱”等恶性通货膨胀政策，导致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他还恢复了已经被废除的市易法，并且将其推向了极端。市易务不仅垄断了市场交易，还强买强卖，甚至直接参与商业经营，与民争利，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崇宁四年，蔡京甚至将全国的茶场都并入了市易务，使其成为了一个庞大的财政搜刮机器。市易务取代了全国的茶场，成为征收茶息的机构，更清楚地是作为一个财政机构而存在。而市易收入和抵当收入的多寡，则成为政府评定地方官政绩的标准。蔡京为了控制思想，推行文化专制。他将王安石的学说定为一尊，禁止其他学说的传播，甚至连《春秋》也被排除在学校教育之外。南宋建立后，对北宋灭亡进行了反思。朱熹作为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对王安石及其变法态度复杂。一方面，他从理学立场出发，严厉批评王安石“以利为先”，认为其变法过于注重“理财”，忽视了道德教化。他曾说：“（王安石）只管要富国强兵，不知其本末”，“只说利，不说义”。另一方面，朱熹也肯定了王安石变法中的某些合理成分。例如，他对王安石倡导的“经义”取士表示赞同，认为“经义”比“诗赋”更能选拔实用人才。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在地方推行社仓法，试图通过民间互助解决农民借贷问题。朱熹的社仓法，借鉴了青苗法的思路，但又有所不同。他强调社仓的民间性和互助性，避免了青苗法中出现的强制借贷和高利盘剥。朱熹对社仓的改良，主要体现在：一是强调自愿原则，“任从民便”；二是注重发挥乡里士绅作用，由他们主持社仓管理；三是强调公开透明，定期公布账目，接受监督；四是将社仓与教化结合，通过社仓运作，促进乡里互助，改善社会风气。此处应为建炎二年（1128）
纵观北宋中后期至南宋初年，财政集权不断强化是一条清晰脉络。从宋初“务在宽大”到熙宁变法“以义理财”，再到南宋“经制”、“总制”，中央对地方财税的控制越来越紧，地方自主权越来越小。这种过度的财政集权，虽在短期内集中了资源，但长远来看，却损害了地方活力，加剧了社会不稳定。北宋与南宋的相继灭亡，在很大程度上，都可归咎于这种制度性缺陷。这种情形使得地方官十分难做，尤其以县官为然，在任内必须千方百计筹措上级政府所要求的财税，而无暇顾及其他工作。过度的中央集权，不仅使得地方政府难以有效治理，也使得民众不堪重负，最终导致社会崩溃。王安石变法以其深刻的制度变革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场变法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走向，其教训需要被后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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