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历史》读书笔记

    断断续续地看完了《中国大历史》，初时也常在一个段落上徘徊许久，不知其意，然而慢慢读下来，黄的理论架构每每出现并浓重阐述之，隐失的阅读张力也一再地受到激醒，便明晓原来如此这般。阅读此本的经历与钱穆全然不同，黄的技术分析与理论建构如手术刀般对历史剥离解析，除却历史因袭的再现，给予我的更是常从纵向叙事里逃脱的横向比较，乃至一块块具体制度的勃兴衰亡史；钱穆的白话则指点江山，除枝去蔓，寥寥数笔，点到为止。
    从黄的著作中取了若干段落，也希简要地概括出黄在叙事中国大历史时的一个脉络。

    “井田制度”是“间架性设计”的代表。间架性设计是来自标准化的要求，这种方式影响此后3000年的中国政治。它意味着国家和社会结构是可以认为地创造出的，同时也导致上层设计的形式远比下层运作的实质更为重要的统治习惯。（分封）
    ……周朝的开国，与推广农业互为表里，显然是得到这种土壤特性的裨益。于是在公元前1000年，中国社会即已在文化上表现出均匀一致。它的基层细胞的组织与小块耕地的操作结下不解缘，也表现出家族的团结。（周朝）
    ……中国政治体系的早熟在当日不失为一种成就，可是中国人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从外表形式看来，在基督之前有了这些设施，国家的机构便形成流线型，可是其下端粗率而无从成长发展，以日后的标准看来尤其如此。
    （兵马俑）它也表明中国2200年的历史，确有垂直的茎干存在，很多带有中国性格的特征在当日即已出现。这种系统在上端必有设想而成的成分在内，而介于合理化及非理性之间。（秦朝）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从公元前迄20世纪始终直接向各个农户抽税的国家。这税收的基础极为广泛而又非常脆弱，为西方经验所无。……政府既无从以累进税率抽税，通常的情形便是税收短绌，再则又要对贫弱无靠的人民周济，也连带受牵累。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是，中国自秦汉以来的统一，可谓政治上之初期早熟，很多地方上的习惯，在其他国家可能造成法制之基础者，在中国则缺乏发育成长的机会。（汉代）
    （石窟）它之五花八门也确曾使中国历代帝王在长时间内感到棘手。他们都希望利用佛教对全民的吸引力作为自己行政之工具，又怕它针对于来生再世的重点，如果经过一度提倡，足为社会的纪律而成为儒教者的一种牵制。
    拓拔民族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贡献为，重新创造一个均匀的农村组织，非如此则大帝国的基础无法立足。……及至6世纪初期，重造大帝国的低层机构业已在位，大量的农业资源和人力业已组织就绪，可供建造大帝国之用。所缺乏的是上端有纪律的官僚组织，亦即是同样均匀的结构，不为既有的权益所腐化。（南北朝）
    ……儒家传统之政府，不仅为一种组织，事实上也是一种纪律，所以它不以绵密紧凑的方式构成。在唐朝讲，均田制之能推行，一部分归功于它有化几个世纪的震荡而为宁静之功效。……唐朝的官僚机构缺乏与之平行的私人组织；它的执行全靠官僚之以名誉自重。经常下端的问题颇为重要，可是总是散乱，其上端的行政工具则又经常形式化而敷衍塞责。要使这个体系生效，只能从上向下加压力。……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有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因之上下之间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层，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的机断弥补。（唐朝）
    赵宋的试验要能在这关头实现而有成果，财政上各种端倪必须全部用商业习惯管制……大多数民间事业从旁在侧的襄助，也须公司化，采取法人的地位才能对公众负责。统而言之，一切要能在数目上管理。……当王安石对神宗赵？说“不加税而国用足”，他无疑的已知道可以借用借款的办法刺激经济之成长。当生产增加货物流通时，即使用统一税率也能在高额的流通状态里收到增税之成果。这种扩张性的眼界与传统的看法不同，当时人的眼光将一切视为不能改变的定数。因此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而反与他同时人物远。……中国政治统一的程度远超过国内的经济组织，继续发展的结果，只有使两者都受挫折。（北宋）
    历史家无从否定理学家增强了以后中国儒生的正直观念和坚决的态度。……今日看来，他们的立场仍是过于单纯，他们仍无法脱离一种被安排的环境，即一种大而无当的官僚组织治理一个大而无当的农民集团。（儒学复兴•南宋）
    传统中国对本人谦逊对人礼让的作风，足使很多争端无法启齿，且社会体制基于血缘关系构成，又有法律支撑，就用不着法理学上很多高深奥妙的原理，而牵涉到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了。政府授权于各家族，让他们教训管束自己的子弟，于是衙门减轻了本身的任务；各官僚在诗歌和哲学上才力充沛，也明知道他们的工作无须全部确凿切实，即司法也离不开相对的成分。由于他们不对各地区特殊的情形认真，所以他们总是可以用最低度的共通因素作为适用于全国的标准，因此整个文官组织的官位差不多都可以互相交换，而一个大帝国即可以用抽象的观念和意识形态治理。除了施政的风向得考虑，其他特殊的情事已无关宏旨。这种体制不好的地方容易被看穿，然则要改弦更张，既要对付中国广泛的疆域和内中各种复杂的情形，又受限于当日技术上能支持的程度，也就不合实际亦没有初看起来的容易了。（元朝）
    中央集权能够到达如此程度乃因全部组织与结构都已简化，一个地跨数百万英亩土地的国家已被整肃成为一个严密而又均匀的体制，在特殊情形下，则由民间经济作主，形成人力与物资可以互相交换的公式，而厘定分工合作的程序，其过程虽复杂，但在朱元璋督导之下，则可以借行政上的管制付之实施了。……中国的朝代以一种权利的架构筑放在一个大规模的社会基础之上（纵使我们并不把经济因素介入），所以它不能随意创造，或随意的颠覆去适用于短时间的目的，即使根本上的改组也不能避免某种程度的暴力出现。……缙绅阶级要不是与文官集团通声气，即是当中的成员，所以他们是全国中等地主和大地主，既为朝廷的执事人物也是乡村间的地方领袖，因之构成了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的联系。他们公认，良好之政府植基于保持传统的社会价值，并且这一优秀分子集团的成员又因为社会之向上及向下的流动性不时更换。……中国的官僚与缙绅阶级预先制造一种平衡的局面，使各地区勉强凑合一致，因此他们背世界的潮流而行，与宋朝变法的人士立场相左，而整个地表现内向。……政府之中层缺乏经理能力是第三帝国一个极为显明的特征。……明朝的上层官僚组织已将道德的名义一再滥用，因着意识形态造成派别，其争执愈笼统抽象，愈使他们无从看清当日的技术问题已超过他们所能对付的程度，其中又以我们所谓“宪法危机”尤然。（明朝）
    远在11世纪，王安石就决心将宋帝国财政片面地商业化。不幸地，当中一个失败原因，却正是由于他的规划缺乏商业资本和民间的支持，当时惨痛的结果，历久而不能忘。这财政之展开既无出路，蒙古人入主之元朝也未贡献任何对策，至明朝才打开僵局，其办法却是大规模地全面退却。从此中央政府不再亲身只手去掌握各种财政上的资源，而是预算及限额去节制其抽取与支用。政府本身不与经济上最前进的部门发生关系，而且也坦白声明，提高人民生活程度不是它的宗旨，所以它所标榜的道德无非也带着泥土气息。清朝虽然也无意于改革，但到底它手上所主持最缺乏弹性的管理法稍微放松，例如让较多量的货币流通，在某种条件下，对财政采取现实的态度，不完全期望官僚枵腹从公，开放广州的海禁等。然则大体上讲，全局已定，也无从推翻。国家体制的最大功用是将千万的农村纠结在一起。意识形态较科技优先，文化上的影响比经济更重要，各级官僚的消极性比他们适应环境的能力还要被重视。……清朝之内向和缺乏对外竞争性尚不及明朝……维持着亿万农民安居就业和上万官僚宁静在职，缘于一种精妙的平衡。为保持如此之平衡，清朝也不愿对财政作更大的更革和寻求科技发展。（清朝）
    中国之首要问题仍是新旧之间不能衔接：现代体制需要所有因素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军阀割据在这段期间成为普遍现象。旧体制既已拆卸，新的尚未产生，只有私人军事力量可以在青黄不接之际维持短期团结。……如果军阀在历史上有任何贡献的话，那是在80年外强侵略之后他们更增加了内部压力，于是强迫着中国的青年自行着手寻觅着一套救国方式。（清末民初）
    继自强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及五四运动以后，蒋中正及其所领导的国民党建立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毛泽东和中共则建立了新的低层机构。今后中国的重要课题，是如何在高低层机构中建立法制性的联系，使整体发展走向合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