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的《中国大历史》

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陆最受关注的恐怕不是他所主攻的方向：《万历十五年》；而是这本一版再版，甚至在去年出了纪念版的《中国大历史》。

当年我刚念大一的时候，不知道是从什么渠道，我就知道了这本书，也算是我最先知道的历史专业著作之一。

可是，在我没有细读它之前，我居然将它作为历史学通俗读物介绍给一些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现在我有点后悔。

黄先生说他的大历史的英文写法是Maco-History，这还是他自创的新词。这个词来源于他的专业方向：经济学与经济史。他说，他从“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这个词想到了“Macro-History”这个新词。

黄先生将“Macro”翻译为“大”，而没有翻译为“宏观”而使他的书名成为“宏观中国史”，是非常明智的做法。因为，“Macro”容易让人想到史学理论、特别是后现代史学理论中的“宏大叙事”（Macro-Narrative）这个带有强烈批评含义的术语。

所谓的“宏大叙事”，是指在历史叙事中忽略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的互动，甚至无视微观层面，以致最后歪曲了那个形而上学的“客观历史事实”。但“宏大叙事”也是一种现象，这种现象虽然遭到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但是后现代主义并没有能够给出史学理论领域内对于“宏大叙事”的完美替代方案。最后，还必须依靠历史学家自己，而不是哲学家，来完成史学理论的更新。历史学家的反省是一种内省，所以它对史学本身的革命性不强，我们在进入21世纪之后，历史学并没有走向终结，也没有重生转世，反而越来越成为一头庞然巨兽，只有一般天资的我们，努力一生，恐怕只有落个盲人摸象的差强人意的结局。

就《中国大历史》本身而言，黄先生没有触及历史哲学层面。他只是开宗明义地强调说：“在1960年代，我就觉得我们应当广泛的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史与美国史有了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才谈得上进一步的研究。”（中文版自序，第2页）这说明了黄先生写作该书的目的：为中西比较研究（特别是经济史比较研究）抛砖引玉。

但一提到西方中国学的比较历史成就，我们常常会想到《白银资本》和《大分流》两本书。

《中国大历史》的论述线索是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作者在论述过程中，常常穿插以西方的同时代发展，或者交叉以西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在第二十章“现代中国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中，作者则有完全抛开中国历史而大谈比较研究的倾向。

这本书因为掺入了很多政治经济学理论而变得不那么通俗，因为（三联版）没有列入注释和参考书目而被排除在严肃学术著作之外。它处在非常尴尬的境地，这就会给它带来多面的解释和多元的评论，甚至陷入象牙塔内与外两方面的争论漩涡。

但它也有其意义，黄先生的另一个非学术的写作目的为它带来了持久的声誉：“一般而论，历史家之职责限于叙述过去。习惯也要求他对现状保持起码的距离……只是在这特殊情形之下，用宏观的眼光看去，我们觉得这样的谨慎已无必要。我们背后已有好几十年从未间断的运动逻辑。又有很多先进国家留下来的痕迹……则我们应当能下今日之结论了。如果我们写历史的人再含糊推诿，即是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第310页）“鉴往知来”的用意大胆而明显。

黄先生还说：“中国是否已进入这境界（指以货币作全民管制的工具，即能够在数目字上管理。——引者注），读者一望可知，至于中国应称目下的体制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我主张让摩登学究去争辩。”（中文版自序，第7页）黄先生自己何尝不是在全书各处“争辩”中国有无可能进入、是否进入了西方当今的政治经济状态。这句话也许可以作为2007年《中国大历史》轰轰烈烈地再版的一个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