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决定论下的“黄仁宇模型”

     有人觉得黄仁宇的书写历史故作玄虚，不够实在、详尽和严谨。但我以为看一本书是不是好书，除了它能不能告诉你知识外，更重要的是能不能引发读者的思考和共鸣。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就是提供了一种看历史的思路，足以引发我们的思考。如果说《万历十五年》是从微观角度看历史的话，这本书就是宏观性地高度压缩，并比较成功地塑造出历史学的结构论。

    读研究生期间，学到和最常用的一种思维就是结构决定论。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学科主流中都将这种思维发挥到高度的水准，但以往看历史，好像则很难用这种思维研究。

    黄的历史结构论将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结构比作一个潜水艇夹心面包，上面一块长面包是官僚阶级，下面一块是农民，两者都混同一致，缺乏个别色彩。存在于当中的事物是道德标准，以符合农村里的简单一致。

    中国之所以形成这样的社会结构，缘于地理上的需求，使政治体系需要早熟（专制政府不出于专制者的选择，中国的悲剧在于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规模之际，现已有大帝国之统一，因之上下间缺乏有效的中间阶层）（公元前221年已形成第一帝国秦），构成了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并导致了此后两千年地方利益和组织无法充分发展构成多元社会。而只用间架性的设计（它来自标准化的要求，意味着国家和社会结构可以人为创造，并导致上层设计比下层运作的实质更重要的统治习惯），构成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统治阶层并在历史进展中只求全国均匀一致，不计较社会进步。对内以意识形态凝聚官僚结构和社会，对外时常要求封闭，以避免均衡被打破。

    但黄认为这种使一切事物按照固定方式维持一成不变的关系，在人口激增导致环境改变后，便会无法维持。因而出现了历代的社会解体与重构，但这种社会模式在近代以前始终没有在本质上改变。
与前述分析相对应的是，黄描绘出资本主义运行（并似乎将之等同现代经济模型）所需要的三个条件是信用的广泛展开、经理不受人身关系限制、服务性质的事业全般活用。其精髓是需要有一种货币管理的安排（或曰数目字管理）延伸全国经济各部门，并有适当的司法制度予以扶持，从而使资本而不是政府管制在公众生活中占决定地位，使社会效率最大化。

    因而，黄分析出传统中国社会为何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所不相容。黄在叙述中国历史进程的分析当中，也就是论述中国大历史的结构中，最常用的一个分析工具就是政府的财政税收。从王莽、王安石的改革到蒋介石低度的财政摄取能力，都表现出国家财税难以发挥出各地的特长及激发社会的潜能，而只能勉强维持国家的平衡与稳定。（值得现实思考的是，当前中国的社会发展思路却是通过动态发展掩盖或解决产生的矛盾和不稳定因素，能否有效尚待观察）

    结构决定论的优点是有简洁的分析模式，因而让人迅速地把握中国历史的大脉络；但结构决定论的缺点当然就是它忽视其中的动态能动性，因而看完此书，会让人觉得一切自有天命，社会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历史的偶然性和其中历史人物的能动性难以起到作用（虽然也肯定了蒋、毛、邓的历史作用）。也会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马克思所说的历史是众人合力的结果。人类伟大，但由无数人共同谱写的社会历史则悠静却坚毅地展示着它的容貌。


   P.S: 黄仁宇说中国缺乏用数目字管理社会的模式以致难以形成现代型的经济。近日读到余英时的一篇文章,不是从社会经济，但是从科学文化的角度，谈到传统中国为何没能出现西方式的现代科学，对黄问题的理解与思考提供了不同角度的帮助。
   它谈到现代科学源自西方从古希腊到现代的自然科学都在同一研究传统之内，产生了以精确数学量化自然界研究的两次革命（古希腊毕达斯哥革命和十六七世纪的科学革命）。而传统中国对这种“自然世界研究的数学化”只应用于实际生活需要，而不像西方一样长期而系统地通过数学化探求宇宙奥秘。
   将这种科学精神折射出的文化思想取向延伸至社会层面，“数目字”管理自然也就难以渗透到传统中国的社会经济骨子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