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体悟

成书的背景

钱穆先生这本书，总体说来四个字可以概括——“短小精悍”，名为分析历代政治得失，其实更是一部中国传统政治的“翻案史”。书成之时，正是中国政治面貌翻天覆地的五十年代初，从清末以来的“批判传统”的传续影响不断。这种否定传统、全盘西化氛围不仅影响政治气候，更是萦绕在学术领域上空，钱穆先生的这本书可以说是在深刻反省传统文化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而至于一败涂地，苦心孤诣，力求突破时人扣在传统文化“封建”、“专制”、“黑暗”、“腐朽”等虚妄的批判。这本书体现的应是不忍传统文化蒙受不白之冤的爱之深的体现。

书的内容

一、五个朝代，五讲内容，围绕两大主题（人事和制度），以四个范围（政府职权的分配、考试和选举、赋税制度、国防与兵役制度）的维度，指陈历代政治制度的沿革，并依据历史事实分析比较其好坏。

二、重点是汉唐和明代。讲汉唐是讲中华盛世，因为对其政治制度的分析，以得为主兼论其过。值得指出的是钱穆先生无论得失均报以平和的心态和同情理解的态度去分析。

三、最后的结论部分中，钱穆先生提出的中国政治发展的几大趋势，非常深刻和准确，特别是对于中国传统政治中中央政府集权倾向的提出和对于士人阶层过度膨胀的分析给人以深深的启示。一是，政治结构必须有所制约与平衡，否则国家政治将走向真正的专制；二是，要合理安排和分散整个社会的才智与力量，使社会各方面充分发展。

四，由于钱穆先生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的新思想的影响，因此此书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钱穆先生多次对中西政治制度特别是中国各古罗马的制度进行比较。涉及到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的观念有关于主权（比较东西方主权观念）、政府成立的要素（税收和军队是现代西方政府成立的根本，《联邦党人文集》中早有叙述）。这种对比不仅有利于读者开拓视野和思维，同时也能使作者的观点更具说服力。

值得商榷之处

以下三点，是关于钱穆先生的一些思想的简单列举评析。

一、钱穆先生为了说明秦汉以来无君主专制政治的观点，津津乐道于汉代的中央政府组织复杂，“宰相府下就有十三个机关”，唐代“五花判事”，“皇帝只同意画敕而止”，宋太祖在旧宰相全体去职时，找了时任开封府府尹的嫡亲胞弟赵匡义来副暑敕旨。实际上，钱穆这些论据非但不能证明自己的观点，所起的作用恰好相反。因为，汉代宰相府的复杂，表明君主对社会统治的严格与细密；唐代的五花判事，表明君主专制政治的畸形成熟；宋太祖的找人副暑敕旨，是骗人伎俩，是虚假的“合法性”。总之，宰相府下众多机关之设，以及从众多起草文件中选“优”的五花判事，与限制皇权风马牛不相及。相反，它们倒能够加强皇权，使之更有效与高效。

二、钱穆先生在论述清代政治制度时，自相矛盾地说，“清代军机处向六部尚书大臣及各省督抚直接下命令。这些发出的命令还是皇帝的。因为政府最高出命权属于皇帝，军机处不过是皇帝御用的秘书，实实在在只是皇帝的一个‘南书房’……”。钱穆又讲到，清帝上谕分明发上谕和寄信上谕两种，明发上谕无关紧要，而涉及军政要事的寄信上谕则不经六部，直寄各地受命的督抚。在此，我们不禁要问，钱穆所论述的皇帝之外掌握国家大权的士人政府（清代继承明代以流品形式存在的士人掌握主权的士人政权），哪里去了？！

三、钱穆先生的确具有对中国历史具有特别的温情和敬意，不仅是这本《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包括他的《秦汉史》、《国史大纲》都是如此。但是过度批判那些全面否定传统者，就会显得是在给那些对中国历史进行反思的研究者扣上历史虚无主义、数典忘祖的大帽子。这是需要注意的。须知，对自己民族以往历史不允许进行反思、批判、研究与利用，只用一个“美”字封存起来，任其自我风化、风干与消失，在本质上与砸烂扔掉历史文物及历史典籍，在很多地方相通和相近。如果正确而又积极地对自己民族的历史进行反思与批判，不但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而是历史与文化的保护主义和建设主义。因为只有吸取教训，总结经验，走出泥沼，踏上坦途，才能达到历史学研究与保存历史的根本目的与意义。刘泽华先生《中国的王权主义》中说，“在我看来，当务之急是分清什么是传统观念，什么是现代意识，以及如何从传统的笼罩中走出来……要从历史中走出来”。吴冠中先生也讲，所谓传统，就是传统、反传统、反反传统的继续。我认为，以上二位先生讲得都独到而深刻，都极有见地，令人深省。

学习方法的收获

第一．用历史的眼光分析政治和用政治的眼光分析历史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境界，因此学习所得结果也是不一样的。学习政治的经验首先要从历史的基本事实的学习入手。话说学习历史有两个方向。第一，是站在后世——另一个时代，另一种社会形态，另一种生活方式，从自我的主观习性出发，而又自称是客观的观点去看历史，然后再整理那一个历史时代的人和事，从各种角度对它进行评价。不管这种“客观的批判”是赞颂也好，讽刺也罢，其实主观的看法已经构成了一种历史。第二，就是要从历史的人和事的活动中汲取教训，学习古人做人临事的经验，作为自己的参考，甚至去效法、模仿它。南怀瑾说过，“历史的本身就是经验。”历史的经验一方面是指纯理论的研究，而学理方面的内容是历史学家的事；另一方面就是站在应用的立场上，走“怎样用得上历史的经验”的路线。对于“学以致用”的我们来说，所追求的实用的历史经验，对个人来说，实际上就是“谋略”，也就是一种方法，一种手段，不一定要克敌制胜，起码也要避免损人利己。对政治发展来说，实用目的也是不言自明的。

第二，就是钱穆先生书中体现的对于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的区分。“历史意见，指的是在那特定制度实施的时代的人们切实感受而发出的意见，而时代隔得久远之后，该项制度早已消失不存在，而后代人单凭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以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时代意见并非是全不合理，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以往的历史意见……”如果这样，就如一个壮年人因为自己不睡摇篮了便认为睡摇篮是要不得的事一样，是非常可笑的。这便揭示和批评了现在人们看待历史的一种常见的错误的看法。要言之，回到钱穆先生坚持传统的立场上来，那就是，我们不仅不应抹杀，更应该重视历史意见，还应该崇敬地去看待历史。在这点上也使我想起了阿兰•布卢姆在其《巨人与侏儒》中写到的，现代人总以为自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因而能够看得远，并为此沾沾自喜，但须知巨人就是巨人，他们的肩膀不是那么容易就站上去的（当然，牛顿除外）。在这点上，我们应该深刻反思自己（如同分析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时，反思全盘西化与现代性的关系）。我们迫不及待地要割裂传统，走进现代，但是否传统就真的那么糟糕，那么不可取以至于要全盘打倒、彻底否定呢？同时，彻底否定了传统中国，我们的主体意识又在哪里？我们如何去自信地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要是丢失了我们的传统和习惯，抹杀掉自己的历史，我们的民族尊严和民族自信心又从何而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