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86年，北宋方面已经为收复燕云十六州而实施两次大规模远征。只是苦于体制掣肘、将领失误和军事体系的结构性缺陷，始终会在关键节点上功亏一篑。不仅没能实现皇权北扩的雄主野望，还彻底激怒到尚处权力过度阶段的辽国强邻。因而在宋太宗的执政生涯末期，契丹人将继续尝试对河北等地发起惩戒行动。
但身在迷局中的赵光义，未能及时察觉出局面变化，还满心期望靠维持攻势来取得某种平衡。同时也对前线部队的调度大权紧抓不放，从而酿成损失惨重的君子馆之战。先前尚有远征余力的北宋，也将在此战失利后彻底转进到龟缩状态。
糟糕的雍熙北伐
墓葬壁画上的辽国日常生活
早在公元982年，屡次挫败北宋的景宗皇帝耶律贤驾崩，将辽国统治权传于儿子耶律隆绪。这位新皇帝在继位之初，便致力于重新整顿五京治下的内部涣散问题。先是经历了萧氏太后的干政风波，接着出资赈济辽东地区的灾荒困境，并下令对叛离的党项部落展开讨伐。最后还不忘策划对半岛上的高丽王朝实施远征，却因道路过于泥泞而被迫放弃，但还是将枪口对准另一侧的女真蛮族。
另一方面，深居汴梁的赵光义也时刻关注着辽国局势走向。基于数年来的情报反馈，断定耶律隆绪的皇位并不稳固，而契丹人的王者身份也遭遇松动。于是重启被自己叫停多年的北伐大业，准备利用对方无暇顾及南翼防线的珍贵窗口期，迅速将燕云十六州抢夺过来。甚至还煞有其事的搬出三路推进方案，期望能以自己的精妙布局，让敌军在疲于奔命中陷于崩溃。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雍熙北伐，便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孕育而生。
由宋太宗精心部署的雍熙北伐战略
不过，宋太宗的宏伟计划，从开始极端就显得非常一厢情愿。首先，就是因所谓的太后干政风波，判断对方新帝的政治根基并不稳健。但却忽略了辽国顶层的权力结构，始终基于耶律氏和萧氏的普遍联姻。换言之，两者间的利益大致趋同，很难出现类似五代历史上的频繁政变。其次，辽国军队虽频繁在西京大同与东京沈阳间来回调度，却从未遭到真正的强有力抵抗。因而主力阵容相当完整，随时能对新出现的危机做出快速反应。所以，预判中的窗口期也是虚无缥缈。
最终，数量达10多万人的宋朝禁军，在986年春季北上燕云要地。虽在初期看似顺风顺水，却很快为拍马赶到的契丹援兵所破。尽管汴梁宫廷已遣使高丽、渤海两地，邀约对方合谋夹击，却始终没能等来两国发兵协助。结果，数量庞大的东路分队，在河北平原地带为机动骑兵所困。从晋地出发的西路分队，也在匆忙后撤中陷入混乱，酿成老将杨业的兵败被俘惨剧。至此，宋辽之间的攻守易势，先前的主动方不得不转为被动防御姿态。
兴师问罪
宋太宗一直对遥控指挥军队有很深的执念
尽管再次保住了南京幽州，但辽国的契丹贵族们却并不想就此结束战事。如同此前发生在高粱河之战后的报复性反扑那样，预备在短暂的休整后就大举南下。北宋方面对此同样是心知肚明，因而也并没有因北方失败而撤换太多驻军。相反，还将不少远征军部队截留在沧州、定州等地，提前准备好防范对方的反戈一击。
果然，仅仅到当年9月，重整旗鼓的辽军便准备南下展开报复行动。而且和先前的宋军布局类同，将大部分兵力分成左中右三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支，便是在幽州集结的东路军，意在攻取瀛洲，威逼对手的河北防线。但人数较少的西路军也比较重要，负责吸引和钉住晋南的各支兵马。至于夹在两者间的中路军，将目标直指满城方向。尽管上述举动从未超出赵光义的事前分析，但细化到基层的随机应变，显然是八百里快报所无法及时传递的关键性反馈。
从11月起，辽国方面的军事威逼日益加剧。先是有大将耶律休哥率领的万名前锋抵达，身后则是萧太后亲自挂帅的更庞大主力。前者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小规模冲突中试探守方虚实，因而果断以机动性很强的全骑兵阵容登场。后者虽为出于后勤和守营考虑，多少有配属一些附庸步兵，但还是没动用规模最大的幽云两州汉军。因此，即便野战军在南下途中受挫，也不至于动摇西京与南京的基础性防御。反击方依旧会遭遇到各类常备民团、小镇厢军和主城精锐禁军的梯次抵抗。
正因如此，契丹人在本次战争爆发伊始，就表现出超乎以往的从容与淡定。丝毫不像宋太宗所臆想的那般貌和神奇，反衬出后者所偏执迷信的五代宫斗历史经验，不过是为说服自己而强行配上的有色眼镜。等到前线的反馈传来，才意识到辽军只用少量先锋部队，便在泰州附近的望都大获全胜。索性拍板要求周边的各支主力向岐沟关集结，赶在对方主力抵达前占据有利地形。同时也希望利用体量优势，尽快将根基不稳的耶律休哥所部驱离前线。
驻扎在河北前线的宋朝禁军
可惜，后者作为一个先后在高粱河与瓦桥关取得完胜的老将，早已对宋军的虚实、习性和能力有深刻见解。因而前脚才在望都得胜，后脚又再度分散人马，跑到东面的君子馆一带监视对方动向。以至于对战场的动态掌握十分清晰，并成功引起宋军主力的过分注意。由李敬源亲率的数万河北禁军铁骑，便不由分说的赶来寻求决战。结果在正式接触前，就与从后方赶来的沧州李继隆部失联。虽然北宋初年的骑兵绝非鱼腩，多少还有些源自沙陀军事集团的乱世遗风，但相较于五代的盛世阶段已有明显退化。故而在遭契丹同行围困，与本方步军彻底断绝联络后，立刻陷入了完全被动境地。
与此同时，以数万步兵为主的宋军李继隆部，也意识到前方的骑兵凶多吉少。出于非常现实的自保需求，索性在半途中扎营固守。直到友军全盘溃散，都没有给予任何实际支持。负责监视的契丹轻骑不敢轻易强攻，却能随意择绕开他们的防区行动，从而为稍后的更大战果埋下伏笔。
君子馆的气候悲剧
公元986年12月初，由主将刘廷让率领的第三支禁军部队，按太宗给予的指示抵达君子馆。当地正巧位于契丹人掌控的泰州以东，又在辽国的幽州以南，绝不是个益于部署重兵的区域。只不过考虑到西面的李继隆部实力尚存，才让新来者确信自己不会承受敌军的全部重压。
但两路人马都只敢在设防营地中据守，丝毫没准备为对方雪中送炭。反倒是数量有限的契丹人，时刻在营地之间和周遭区域保持高度戒备。最终等来了萧太后的御驾亲征主力，并将刘廷让麾下的宋军主力团团包围。后者既无法从容列阵迎击，也清楚此时逃跑无异于死路一条，便万般无奈的继续依托营垒施行静坐策略。
当月5日，不愿再等的两路辽军抢先发难。他们在没多少步卒随行的情况下，直接派走下马背的骑兵代为展开强攻。哪怕北方蛮族一直给人以长于马术、步战偏弱的刻板印象，仍旧能依靠全副武装的重骑替全军开出血路。同时，更多轻装骑手始终在营地周围来回驰骋。他们用大量抵近速射的箭矢干扰守军调度，也给包围圈中的对手造成更大范围恐慌。至于少量依附于契丹皇权的奚人部落民，则是非常纯粹的山地猎手，对徒步拔寨一类的任务自然是驾熟就轻。
相比之下，北宋方面所遭遇的困境就显得更为离奇。由于战斗爆发时的气候异常寒冷，当年的河北地区又分布着大量水系，所以让许多士兵遭遇弓弦结冻难题。考虑到操弓弩的轻装部队，在每批宋朝野战军中的比例不少于70%，这样突如其来的窘迫无疑让大部分人失去战力。于是，整支部队空有理论上的规模优势，却丝毫不能释放任何火力。一旦对方的下马重骑越过壕沟，隔着栅栏解决掉最前端的持盾矛兵，余下人等便很难坚持较长时间。
契丹重骑兵的人马具装
更为要命的是，驻扎在西面的李继隆分队，根本不准备对主营地实施任何救援。一经获悉大战在东面爆发，便迅速收拢部队向南撤离。这些人的自保至上思维，也彻底注定了宋军在君子馆战场上的凄惨结局。随之而去的也不仅是几万精锐禁军的身家性命，还包括着北宋继续进攻辽国的实际可能。
此外，事必躬亲的赵光义，因接二连三的溃败而感到颜面无存。一直到数年过后，还要下诏在全国范围内搞超大规模征兵，由自己亲自带往幽州北伐。若非朝堂上的群臣无人响应，几乎要快进为隋炀帝二世。但君子馆之战的失利，已经让契丹人完全握有河北局势。此后的战与和推演节奏，便不再由汴梁的全某家们所掌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