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北宋由于长期且坚定地推行“崇文抑武”的国策，致使作为国家武装力量的核心——武将群体在多方面饱受打压与排挤，故而造就了社会尚武精神的缺失，也由此引发了后世无数人为之扼腕的“靖康之耻”。而当人们论及谁应该为北宋文弱而亡负责时，总是习惯性地将这个帽子首先扣在宋太祖赵匡胤的头上，认为正是由于太祖为消除五代以来武人专权、国家短命的积弊而重用文臣、裁抑武将，同时千方百计削弱武人对政治、社会的影响，致使宋朝逐渐形成的重文轻武、偏重防内的政治惯性，从而为积贫积弱乃至亡国埋下祸根。
那么，史实真的如此吗？北宋文弱而亡这口大锅，真的应该由宋太祖来背吗？
杯酒释兵权：目的是集权，不是抑武
或许在很多人看来，宋太祖竭力打压武人的第一个证据，便是家喻户晓的“杯酒释兵权”。不过，我们需要明白的是，“杯酒释兵权”的目的，是为了改变唐末以来统兵将帅拥兵自重、尾大不掉，以致威胁天子权威的状况，从而保证“陈桥兵变”的一幕不会在大宋重演。
仔细分析一下“杯酒释兵权”前后宋太祖罢黜的将帅名单，我们会发现这些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石守信、高怀德、张令铎、王审琦等在“陈桥兵变”中立有大功的从龙功臣；另一类则是符彦卿、慕容延钊、韩令坤等和太祖并无深厚关系的前朝老将。
处理前者，是为了能够妥善解决开国功臣功高震主的问题；处理后者，则是封建帝制“一朝天子一朝臣”背景下的常规操作。换成任何开国帝王，恐怕也都会像宋太祖一样这么做。因此，拿一个历代王朝人事变动的常例去说宋太祖有意打压武人集团，是毫无道理的。
北宋建国时北有契丹、北汉，南有十国诸割据政权，西北有党项，西南有吐蕃诸部，大宋的国防安全形势相当不容乐观。但凡稍有一点政治头脑，也不会在这种情况下做出“自毁长城”的举动，更何况是亲历了五代乱世、拥有杰出军事指挥才能的宋太祖。在罢免一批功臣宿将的同时，太祖很快提拔了一批新生代将领填补了空缺。如张琼、韩重赟属于之前太祖的潜邸旧臣，杨信、党进属于从低阶武官中提拔重用，郭进、李汉超属于曾随太祖左右征战的得力部曲。
这些人虽然也是一时名将，但其无论是资历、声望还是军中的威信都远不能与石守信、高怀德、慕容延钊等宿将相比，且也无繁杂的关系网。他们骤然间身居高位完全是拜太祖所赐，所以只能愈发忠心于太祖。这样一来，太祖通过对北宋武将集团进行“大换血”，稳妥解决了唐末以来将帅凭军力嚣张跋扈、欺凌主上的弊端，从而将统兵之权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因此，宋太祖贬斥大将，为的是确保军权集于君主之手，而不是压制国防力量。相反，对于自己提拔的将领们，在其戍边和执行军务时，太祖均给予其极大的行动自由，不仅不设监军，遇事亦可当机决断而无须回禀。对于其一些为非作歹的劣迹，太祖也多能容忍，并不加以责罚。这些和后来太宗、真宗时期，武将们动辄就要受到阵图和监军的约束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文臣有话说：其实我过得并不好
说宋太祖要为北宋文弱而亡背锅的另一个证据，便是其大力提升文臣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对于这一点，其实历代王朝在治国上都寻求文武并重的局面，从而使文武集团相互制约，维护君主权威。但由于五代十国是武人称雄的时代，文臣饱受骄兵悍将的欺辱，甚至屡遭杀戮，这就导致政权内部的文武失衡，没有文官制约的武将群体频繁引发动乱，终使五代历朝无不短命而亡。宋太祖提升文臣地位，不过是回归汉唐旧制，力求谋得文武平衡、维护君权，并不是要偏重一方、打压另一方。
宋太祖本人并未受过系统的儒家教育，常年的戎马生涯又使其很难有机会学习文化知识。尽管立国后出于平衡文武势力的需要，太祖不但苦学儒家经典，还大量选拔文臣掌握中枢并管理地方，并着力提高文臣待遇。但由于相距五代不远，太祖对文人学士仍有一种根植于骨子里的轻视。
有一回，太祖因为对赵普拟定的年号不满意，举起毛笔便在其脸上涂抹，并破口大骂其不学无术。对待自己的头号文臣尚且如此，对待其他文臣也就可想而知。受此影响，太祖一朝的武将对文臣也颇多鄙薄。例如大将王彦升，因武艺高强、勇猛善战，人称“王剑儿”。有一回，他带人在京城巡夜，路过文臣王溥府邸，便公然闯入索要酒食并敲诈钱财。身为宰相的王溥居然大气也不敢喘，只能在破财请走这位爷后秘密进宫向皇帝哭诉。
通过上述实例，足以说明文臣在太祖一朝的境地虽有所改善，但还远远没有到足以压制武人的地步，甚至可以说相对于武人依旧显得弱势。此外，宋太祖虽重用文臣，却同样严格限制其权力以达集权之效。曾任北海军知军的文臣杨光美在三年任期满后需要调任，但因其为政清廉、口碑极佳，北海军有百姓上京请愿，恳求杨光美留任，结果惹得宋太祖勃然大怒，下令鞭打请愿队伍，把一件美事活活变成了丧事。由此可见，无论是重用文官还是武官，太祖的目的都是集权。
高举崇文大旗的，是不争气的后继者
宋太祖通过不懈努力，扭转了五代乱世“重文轻武”的不良世风，使北宋官僚体系内的文武两大集团力量上趋于均衡，从而保证了他们之上帝位的稳定，进而使君主集权的政体得到巩固。应该说，这是一份丰厚的政治遗产，足以令其后继者们坐享其成。
可惜天有不测风云，这一切都随着宋太祖的溘然辞世而改变了。由于几番北伐接连失败，得国不正的宋太宗无法通过赫赫武功来证明自己即位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故而只能改弦易辙，通过推行“以文为本”的国策大规模吸纳文人知识分子进入仕途，以便令其获得文官集团的鼎力支持，从而坐稳皇位。
按理说，这种“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做法本无可厚非。但问题偏偏在于太宗因急于彰显“崇文”的意义以便宣示自己在文治上的丰功伟绩超越其兄，从而堵住天下悠悠之口对其登基的质疑，遂矫枉过正地将“抑武”作为利器，以文臣主政的方式全面限制了武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并剥夺了军人在中枢的话语权。
这种做法虽然使得北宋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文化建设的极高成就，却导致武将集团渐渐失去了以往的活力，最终沦为朝堂之上的摆设。
在这种情况下，尚武不再成为士大夫们的选择，国家的武备自然被抛到一边，因为天子已经明白地告诉大家，沙场征战是没有什么出息的。待到真宗时，由于澶渊之盟达成，宋廷再无大规模对外用兵的必要，在“弭兵和戎”之风的侵蚀下，崇文抑武逐渐走向极端，文臣直接开始带兵从事征战，武将连最后一个可以为自己正名的领域也被剥夺了。
直到被西夏铁骑打得灰头土脸后，神宗、哲宗开始竭力扭转这一局面，但木已成舟、积重难返，在王韶拓边最终化为一场悲剧后，北宋只能无奈地走向徽钦北狩的凄惨结局。所以说，北宋文弱而亡的锅真的不应由宋太祖来背，要背的应该是他那些不争气的后继者。
参考资料：
【1】《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涑水记闻》
【2】陈峰《武士的悲哀：崇文抑武与北宋兴亡》
【3】方震华《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875～1063》
【4】梅原郁《宋代官僚制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