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定都开封，埋下“靖康之耻”的种子
显德五年（958年），柴荣驾崩，年仅七岁的柴宗训（后周恭帝）继位。显德七年（960年），身为殿前都点检的赵匡胤，受命抵御北汉及契丹联军。但是，心怀异志的赵匡胤却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被拥立为帝，并回京逼迫后周恭帝禅位。同年，赵匡胤登基为帝，建都开封，并改元建隆，国号“宋”，史称宋朝或北宋。
其实，开封并不适合做为都城，因为，开封地处开阔的大平原上，直接暴露在黄河南南岸，无险可守。本为作为中原屏障的长城，早在石敬瑭时代就落入契丹人手里，广阔的华北平原已是无险可守，如果北方的游牧骑兵（辽军）由北向南，穿越华北大平原，渡过黄河，即达开封城门之下。为此，赵匡胤也曾想过要迁都洛阳。
相比于开封，洛阳易守难攻，北面有山西的五台山、雁门关屏障，东面有虎牢、武关等关隘可守，算得上“表里山河”。如果北宋当初定都洛阳，就不会有后来所发生的金兵铁骑长驱直入、直抵大宋都城，徽、钦二帝被虏，酿成中原王朝史无前例的奇耻大辱——“靖康之难”了。
所以说，赵匡胤定都开封，直接埋下了“靖康之耻”的种子。那么，赵匡胤曾想迁都洛阳，最终为何又放弃了呢？原来，他也是有难言之隐的——为了供养数以百万计的禁军，以保证大宋王朝的千秋万代。结果，只传了九位皇帝、享国167年，就为金人所灭，这是赵匡胤当初所无法想象的。
赵匡胤当初为何选择开封，而非洛阳或长安呢？这与赵匡胤的“成功之路”紧密相关。
2/赵匡胤的软肋
显德五年（958年），柴荣驾崩，年仅七岁的柴宗训（后周恭帝）继位。显德七年（960年），身为殿前都点检的赵匡胤，受命抵御北汉及契丹联军。但是，心怀异志的赵匡胤却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被拥立为帝，并回京逼迫后周恭帝禅位。同年，赵匡胤登基为帝，建都开封，并改元建隆，国号“宋”，史称宋朝或北宋。
赵匡胤是靠兵变起家的，所以，他对手下的将领极度不信任，害怕有一天，别人也会有样学样，再来一次“黄袍加身”，于是，他得要一手控制王朝的军队为了加强集权，来了个“杯酒释兵权”，一班会打仗、能打胜仗的名将、宿将，如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等一批手握重兵的节度使，都被迫称病，请求辞职。大宋的军事主力——禁军，就又轻易回到赵匡胤手中。
3/内耗重重的宋朝兵制
宋朝兵制，大宋的武装力量分为四个层次：一是守卫京师、备征戍的中央禁军，二是地方州府的厢军，三是民间以团练形式组织起来的乡兵，是防守在边境的非汉民族军队的藩兵。
在这四股势力中，禁军是大宋的主力。禁军的来源，石守信、王审琦等一批手握重兵的节度使被解除兵权后，他们所控制的军队收归朝廷，并设立中央禁军，将各地精兵收归京城禁军管辖。在平定各地割据政权的过程中，各小国军队中的精兵被收编入禁军，编入殿前司。
赵匡胤还规定，禁军不再设置最高统帅，罢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及侍卫马步军正副都指挥使的职位，而且把禁军两司（殿前司和侍卫马步军司）分为“三衙”，即殿前司与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鼎足而立。《水浒传》中的高俅，官居殿前都指挥使，就是禁军“三帅”中的殿前司主官。
但是，三帅名义是禁军主官，但是，却无发兵之权，宋朝另在中央设立枢密院来负责军务。枢密院直接对皇帝负责，其他任何官员都不得过问。而枢密院虽能发兵，却不能直接统军，这样就导致了统兵权与调兵权的分离。同时，宋朝还经常更换统兵将领，以防止军队中出现个人势力。
比如，《宋史》中的相关记载就很明确：宋代军事指挥系统由枢密院、三衙、兵部共同掌管。其中，枢密院掌管全国军事调动，直属皇帝管理，拥有对宋朝正规军的调动权；三衙分化禁军的指挥权，三个部门共同领导禁军部队；兵部隶属于尚书省，为了防止宰相对军国大事的干预，宋代兵部只掌管兵卫、仪仗、卤簿、武举、民兵、厢军、土军、蕃军等非正规军，同时负责武将升迁管理、地图仪仗等。
（兵部）掌兵卫、仪仗、卤簿、武举、民兵、厢军、土军、蕃军，四夷官封承袭之事，舆马、器械之政，天下地土之图。凡仪卫，大朝会用黄麾大仗；文德殿视朝及册命王公大臣，用黄麾半仗；紫宸殿受外国使朝，用黄麾角仗；文德殿发册，用黄麾细仗。卤簿有大驾、法驾、小驾，皆掌其数及行列先后之仪，为图以授有司。凡武选之制，仿贡举之法。凡联其什伍而教之以战为民兵，材不中禁卫而足以执役为厢军，就其乡井募以御盗为土军，以老疾而裁其功力之半为剩员。团结以御戎为洞丁，为义军、弩手；属羌分隶边将为蕃兵。籍其名数而颁其禁令。大将出征，奏捷则告于庙，破贼则露布以闻。（《宋史·卷一百六十三·志第一百一十六·职官三》）
禁军的编制为厢、军、营(指挥)、都4级。厢辖10军，军辖 5营，营辖5都。每都100人 。各级统兵官分别为：厢都指挥使 ；军 都指挥使、军都虞候、指挥使、副指挥使；都头 (马军称军使)、副部头(马军称副 兵马使)。 指挥 (营)是禁军基本的建制单位，调动、屯戍和作战，常以此计算兵力。为防止武 将叛乱，禁军在兵力部署上，大致一半守京畿，一半戊诸郡，京城与畿辅兵力亦大致平衡，以便内外相制。同时实行“更戊法”，畿辅与诸州禁军定期更换驻地， 以使兵不识将，将无专兵。
厢军是各州的镇兵，由地方长官控制。厢军虽然名为常备军，实际上只是各州府和某些中央机构的杂兵，主要从事各种劳役。其编成大致包括：京城的东西八作司、牛羊司、御辇院、军器库、后苑造作所、后苑工匠、南北作坊、绫锦院、弓弩院、东西水磨务、东西窑务、御厨、御膳厨、法酒库、油库、醋库、布库等，以及开封府的步驿、马递铺（骑马递送文件）等。 筑城、制作兵器、修路建桥、运粮垦荒以及官员的侍卫、迎送等。
北宋初年，厢军不习武技，没有军事训练科目，主要是供地方当局役使。另外，厢军亦可作禁军的后备兵源，其中的壮勇者，可选送入京师充禁军。所以，厢军平时并无军事训练科目，也不接受作战任务，纯粹就是一群职业劳工。
乡兵也称民兵，是按户籍丁壮比例抽选或募集土人组成的地方民众武装。平时不脱离生产，农闲集结训练。担负修城、运粮、捕盗或协同禁军守边等任务。各地乡兵名目很多，编制亦不统一，或按指挥、都，或按甲、队，或按都保、大保、保的序列编成，最多之时，陕西、河北、河东诸路总数达42万余人。乡兵连个趁手的家伙什都没有，赤手空拳的，纯粹是一帮打酱油的。
蕃兵是北宋西北部边防军。由陕西、河东与西夏接壤地区的羌 人熟户部族军组成。诸部族首领被封军职，率部族军戍守边境。其编制因族而异，或按部族，或按族、标、队，至神宗时才统 一采用指挥、都的编制。
除了禁军、厢军、乡兵及蕃兵之外，各地还有维持地主治安的土军和弓手，由巡检与县尉统辖。土军为神宗时所设，隶属各地巡检司；原为吏役，轮差民丁充当，后改为雇募 民丁，隶属于各地县尉司。这拨人，就相当于现在戴红袖箍的联防队员之类。
宋朝的兵种看似不少，但是，真正能打仗的，只有禁军，所以，这一块是朝廷要绝对保障的。为了保证兵源质量，宋代的禁军挑选是非常严格的，身高体重都有明确的指标规定。各地厢军向禁军输送新兵时，是有一套规定动作的，具体做法是：先找一个合格的禁军士兵做样板，然后用木头照着活人雕刻出模子，将其分发到各地厢军。地方厢军中，有比照合格的，就可以选送到京城充作禁军了。 这些标准，都是宋太祖赵匡胤在位时定下的。
4/安全与温饱之间的无奈抉择
由于新兵源源不断地补充，北宋禁军的规模之大，可谓是前无古人的。《水浒传》中林冲为“八十万禁军教头”，其实不是虚言，宋代禁军最多时，高达一百多万。一百多万禁军，有一半得驻守京师，那就是五十多万人，再加上京师各衙官吏、民众，人口能过百万。到了北宋中晚期，开封的城市人口，最高时达到150万。而在同一时期，世界上其他的大城市，比如巴格达、罗马、伦敦，城市人口都只在4万到20万之间。从人口上来说，北宋都城东京开封，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都市。
唐末五代地方藩镇拥兵自重不听中央号令，是天下混乱之源，北宋为吸取唐末五代的教训，不步前朝的后尘，强化了中央集权。除了禁军收归中央，各地粮食、税收，除了当地合理开销必须保留的一部分之外，其余所有税收皆要上缴至中央。在运输物资的过程中，漕运这一方式成为了主要途径。
北宋东京开封的水系发达，有汴、蔡（惠民）、金水、广济（五丈）四河，流贯城内，以通各地漕运，合称漕运四渠。所以，北宋漕运主要分四路向京都汴京（今河南开封）集运：淮汴之粟由江南入淮水，经汴水入京；陕西之粟由三门峡附近转黄河，入汴水达京；陕蔡之粟由惠民河转蔡河，入汴水达京；京东之粟由齐鲁之地入五丈河达京。上述四河合称漕运四渠，其中来自东南六路的淮汴之粟占主要地位。北宋对运河进行一系列整治，运输能力大增，形成以京师开封为中心的运河系统。
“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咸会天邑，舳舻相接，赡给公私，所以无匮乏。（《宋史·河渠志》）”
俗话说，“水火无情”，漕运也是有风险的。《水浒传》中的倒霉蛋杨志，在押运“花石纲”时，就翻了船。杨志是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因脸上生有一大块青记，人称青面兽。他自幼流落关西，早年曾应武举，官至殿司制使官。后押送花石纲，却在黄河里翻船失陷，不敢回京赴命，只得避难江湖。风头过后，杨志返回东京，通过门路，求见太尉高俅，想谋个差事，却被高俅赶出。
盘缠用尽的杨志，只得到天汉桥街市上变卖祖传宝刀，却又遇泼皮牛二寻衅滋事。牛二要强夺宝刀，再三纠缠。杨志“一时性起”，怒杀牛二，而后到开封府衙自首，被打入死囚牢。最终，杨志被免除死罪，只以“斗殴杀伤，误伤人命”之罪，刺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军。来到大名府后，杨志得到北京留守梁中书的赏识，受命为梁中书押送其给岳父蔡京贺寿“生辰纲”，结果，再次失手，被吴用等人用计赚走了价值十万贯的金珠宝贝。走投无路的杨志，这才上山落草为寇。
杨志押运的“花石纲”与“生辰纲”的“纲”字，是古代的一个运输概念，系从唐代起转运大批货物所行的办法：指的是将货物分批运行，每批车辆船只的计数编号，为“纲”。宋代陆运﹑水运各项物资大都编组为“纲”。如运马者称“马纲”﹐运米的称“米饷纲”。马以五十匹为一纲﹐米以一万石为一纲。宋徽宗酷爱花石，运输东南花石，十艘船称一“纲”。杨志在黄河翻船，一下子就是十艘，这可是一笔巨大损失，难怪事发后他选择了潜逃保命。
在宋代正史中，丢失或损坏“粮纲”，是要受到处罚的。但是，在运输途中，是允许物质损耗出现的，规定汴河粮纲每八千硕，允许抛失四百硕以下，但是如果超越了这个限度，便将会受到徭役的处罚。因此一些押运人员往往在抛失过多的时候，会直接将包括运输工具在内的所有物资都抛弃，然后谎报天灾，从而避免受到处罚。
这种弄虚作假的行为，极大地浪费了物资。后来，宋廷又针对这一弊病，出台了新规定，“自今如有抛失舟船，其殿侍、军大将信纵有申报患状，并不免抛失罪名”。如遇恶劣天气，遭遇沉船也要极力抢救物资，且“如救及分，别无侵欺者，原其罪”。杨志丢失“花石纲”，是属于不可抗力，回京交待清楚，很有可能不会获责罚，但是，他偏偏“畏罪潜逃”了，所以，才一步错，步步错的。
“诸押纲人、部纲兵级、梢工失觉察盗易欺隐本纲及本船官物，事虽已发而能自获犯人者，除其罪。二人以上同犯，但获一名亦是。诸纲兵级和雇人同。博易本船官物，罪至徒；杖罪两火同。地分催纲、排岸巡检、县尉司干系人失觉察者，杖一伯，命官减二等。三十日内能获犯人者，不坐；二人以上获一名，亦准此。（《宋会要辑稿》）”
5/漕运乃北宋立身之本
正是因为有了四通八达的漕运网，才将天下大半物资运输到北宋都城开封。在北宋存在的百余年间中，漕运为北宋的经济繁荣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漕运对于北宋的积极影响，宋人王钦若在《册府元龟·卷四百九十八◎邦计部·漕运》中就这样称赞过：“若乃京师大众之所聚，万旅百官之仰给，邦畿之赋，岂足充用？逮于奉辞伐叛，调兵乘鄣，或约赍以深入，或赢粮而景从，曷尝不漕引而致羡储，飞挽而资宿饱。”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漕运乃是赵宋王朝立身之根本，它的存在解决了北宋政治、军事、经济发展等一系列问题，为了保证漕运的顺利，宋朝为此建立了专门的漕运审计机构并辅以一系列的规章制度给予约束，很好的保证了各地物资安全运至中央。
而一百多万人的吃喝，是要靠开封以外的地方供给的。赵匡胤选择定都开封，就是考虑到了这一点，因为开封有汴渠漕运之便，每年江淮间数百万斛米粟，可经漕运直达开封。而拱卫京师的几十万禁军，就全都仰仗这些粮食供养了。而运河北段的洛阳、长安一线，因为长年战乱失修，漕运能力已基本瘫痪，如果迁都洛阳，几十万禁军就会饿肚子。所以，为了解决眼前的供需矛盾，赵匡胤才放弃了易守难攻的洛阳，而选择建都于虽无险可守、但有饭可吃的开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