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杜预
《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孟子》曰：楚谓之《梼杌》，晋谓之《乘》，而鲁谓之《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韩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
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诫，其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故传曰：“其善志。”又曰：“非圣人孰能修之。”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
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其例之所重，旧史遗文，略不尽举，非圣人所修之要故也。
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优而柔之，使自求之；厌而饫之，使自趋之。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为得也。
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
然亦有史所不书，即以为义者。此盖《春秋》新意，故传不言凡，曲而畅之也。其经无义例，因行事而言，则传直言其归趣而已，非例也。
故发传之体有三，而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显。文见於此，而义起在彼。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缘陵之类是也。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参会不地，与谋曰及之类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训，以示大顺，诸所讳避，璧假许田之类是也。四曰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五曰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亡，欲盖而章，书齐豹盗，三叛人名之类是也。
推此五体，以寻经传，触类而长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伦之纪备矣。
或曰：《春秋》以错文见义。若如所论，则经当有事同文异而无其义也。先儒所传，皆不其然。答曰：《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然皆须数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错综为六十四也。固当依传以为断。
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遗文可见者十数家，大体转相祖述，进不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退不守丘明之传。於丘明之传，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说，而更肤引《公羊》、《谷梁》，适足自乱。预今所以为异，专脩丘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於传，传之义例，总归诸凡。推变例以正褒贬，简二传而去异端，盖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错，则备论而阙之，以俟后贤。然刘子骏创通大义，贾景伯父子、许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颖子严者，虽浅近，亦复名家。故特举刘、贾、许、颖之违，以见同异。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又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相与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显其异同，从而释之，名曰《释例》。将令学者观其所聚异同之说，《释例》详之也。
或曰：《春秋》之作，《左传》及《谷梁》无明文，说者以为仲尼自卫反鲁，修《春秋》，立素王，丘明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鲁，危行言逊，以避当时之害，故微其文，隐其义。《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经终孔丘卒，敢问所安？
答曰：异乎余所闻。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此制作之本意也。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盖伤时王之政也。麟凤五灵，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时，虚其应而失其归，此圣人所以为感也。绝笔于获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为终也。
曰：然《春秋》何始於鲁隐公？答曰：周平王，东周之始王也；隐公，让国之贤君也。考乎其时则相接；言乎其位则列国；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绍开中兴；隐公能弘宣祖业，光启王室，则西周之美可寻，文武之迹不坠。是故因其历数，附其行事，采周之旧，以会成王义，垂法将来。所书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历，即周正也；所称之公，即鲁隐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鲁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此其义也。
若夫制作之文，所以彰往考来，情见乎辞，言高则旨远，辞约则义微，此理之常，非隐之也。圣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后，方复隐讳以避患，非所闻也。
子路使门人为臣，孔子以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论也。先儒以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经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诬。据《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数，故余以为感麟而作，作起获麟，则文止於所起，为得其实。至於反袂拭面，称吾道穷，亦无取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