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之战

（第1次）208年十二月—209年
（第2次）215年八月
（第3次）230年冬
（第4次）233年十二月
（第5次）234年六月至七月
（第6次）253年四月至八月
地点：合肥
结果：东吴屡次攻合肥，均是无功而返，其中有2次是兵败而逃（215年、253年）。
参战方：曹魏（曹军）、东吴（孙军）

（第1次）孙权、张昭、张纮 （第2次）孙权、潘璋、宋谦、徐盛、陈武、贺齐、吕蒙、甘宁、凌统、蒋钦 （第3次）孙权 （第4次）孙权、全琮 （第5次）孙权、孙泰、孙韶、张承 （第6次）诸葛恪、朱异、蔡林

（第1次）蒋济、张喜、合肥守将 （第2次）张辽、李典、乐进、薛悌 （第3次）满宠、合肥守将、兖州军将领、豫州军将领 （第4次）满宠、合肥新城守将、六安守将、伏兵将领 （第5次）张颖、曹叡、田豫、满宠、刘劭、卫臻 （第6次）张特、司马孚、文钦、毌丘俭

双方兵力

（第1次）号称100,000人 （第2次）号称100,000人 （第3次）没有总人数 （第4次）没有总人数（其中，全琮50,000人） （第5次）号称100,000人 （第6次）200,000人

（第1次）没有总人数 （第2次）7,000人（其中，800人登锋陷阵） （第3次）没有总人数 （第4次）没有总人数（其中，6,000人曾为伏兵） （第5次）没有总人数 （第6次）200,000人（其中，3,000人守合肥新城）

战役过程

208年十一月，曹操于赤壁之战大败，但大军仍驻扎于荆州北部。十二月，吴军将领周瑜正攻打江陵的曹仁，而孙权则亲自进攻合肥，想开拓西、北两边战线。当时合肥太守为扬州（与今日之扬州市无关）刺史刘馥，孙权将军队围住合肥，另派张昭进攻九江的当涂，但不成功。
在孙权攻城逾月之后，经历了赤壁之败的曹操率军从荆州返回，并派将军张喜带兵解围。但援军久而未至。
至209年，合肥城仍然久攻不下。孙权想率轻骑亲自突击敌人，不过张纮进谏道：“夫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壮之气，忽强暴之虏，三军之众，莫不寒心。虽斩将搴旗，威震敌场，此乃偏将之任，非主将之宜也。愿抑贲、育之勇，怀霸王之计。（兵器是凶器，战争是危险的事。现今主公您恃着血气盛壮，就轻视强横凶暴的敌人，三军将士对此莫不心寒。即便可能斩杀敌将、夺取敌旗，威震敌场，但这也是偏将的任务，不是主将应当做的事。希望你能抑止贲育之勇，而怀有霸王之图谋。）”孙权便不再想突击。
而合肥城经历了一百天的攻击，又连连下雨，城墙将崩，于是，守军以草和棕榈叶补上城墙，夜晚则点火照亮城外，观察敌人行动以作防备。另一方面，张喜援军仍未到达，别驾蒋济便向刺史献计，伪称四万援军已到雩娄，派主簿假扮迎接张喜，并命三个守将带信出城后装作偷入城。当中，一个成功回城，两个却被孙军擒获。孙权得信后，相信曹军会有四万人来救，便烧阵撤退，合肥之围得解。

史料记载

《三国志·魏书一·武帝纪》：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憙救合肥。权闻憙至，乃走。
《三国志·吴书二·吴主传》：权自率众围合肥，使张昭攻九江之当涂。昭兵不利，权攻城逾月不能下。曹公自荆州还，遣张喜将骑赴合肥。未至，权退。
《三国志·魏书十四·蒋济传》：建安十三年，孙权率众围合肥。时大军征荆州，遇疾疫，唯遣将军张喜单将千骑，过领汝南兵以解围，颇复疾疫。济乃密白刺史伪得喜书，云步骑四万已到雩娄，遣主簿迎喜。三部使赍书语城中守将，一部得入城，二部为贼所得。权信之，遽烧围走，城用得全。
《三国志·魏书十五·刘馥传》：建安十三年，卒。孙权率十万众攻围合肥城百馀日，时天连雨，城欲崩，於是以苫蓑覆之，夜然脂照城外，视贼所作而为备。
《三国志·吴书八·张纮传》：后权以纮为长史，从征合肥。权率轻骑将往突敌，纮谏曰：“夫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壮之气，忽强暴之虏，三军之众，莫不寒心，虽斩将搴旗，威震敌场，此乃偏将之任，非主将之宜也。愿抑贲、育之勇，怀霸王之计。”权纳纮言而止。

史料总结

建安十三年（208年）末的第一次合肥之战：曹魏城池合肥被称为“城欲崩”，成为败势求存的“得全”。结论：东吴军队在交锋中本来占据胜势，已经是胜利在望，却因为错误地相信了蒋济所写的伪报之信而退走。

战役过程

214年，曹操南征孙权不成，班师前留张辽、李典、乐进与七千多人防守合肥。至215年，曹操出征张鲁时，派护军薛悌送函到合肥，写到“贼至乃发（贼到时才打开）” [2]同时，孙权与刘备争夺荆州中以平分荆州作为条件，两军撤退。不过，孙权见曹操远在汉中，未能及时回到东边，在八月率十万人北至陆口，出征合肥。张辽等便打开曹操之函，写到“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若孙权军来到，张、李两位将军出城迎战，乐将军守城；护军薛悌不要出战。）”因敌我兵力悬殊，诸将都对此指示感到疑惑。张辽说：“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足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曹公正率军在外作战，等他率领的援军到达时，孙权军必定已攻破我们。所以教函要我们在敌军集结完毕前反过来攻击他们，先挫折敌人的气势，以安定军心，然后可以顺利守城。成败之机，就在此一战，各位有何疑惑？）”
李典亦认同张辽，于是在前夜募集勇士，得到八百人，杀牛犒赏军士，准备明日大战。天亮的时候，张辽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死数十人，斩二员大将，张辽大呼自己的名字，冲入军垒，到达孙权旗下阵营。孙权见如此情况大惊，无所适从之下只好登上山顶，以长戟自守。东吴军队猝不及防，陈武战死，宋谦、徐盛军都不敌，士兵开始溃散。潘璋在后，驰马追上，在马上斩杀宋谦、徐盛军中的二个逃兵，士兵见此，都回头再战。张辽叱孙权下战，孙权不敢动，看见张辽率军甚少，回头再战的东吴军士将张辽军队团团围住。贺齐也在中军拒击魏军时，捡到了徐盛受伤掉落的长矛。张辽突击冲出，包围被打开缺口，张辽麾下的数十人得以破围而出。张辽军的余众们大声呼喊道：“将军弃我乎！（将军抛弃我们了吗？）”张辽因此再度冲入包围网，救援张辽军的余众们。最终，孙权军队都披靡败走，无人敢再抵挡张辽的军队。
这场战斗是从日出到中午，吴军士气全失，回军修整守备，曹军众人之心安定，李典、乐进诸将皆服张辽。
这次战斗的5个阶段：1.张辽突击吴军；2.吴军包围张辽；3.张辽破围而出；4.张辽复入吴军；5.吴军披靡败走。
这场战斗也正是“张辽止啼”典故的产生原因。 

《三国志》甘宁本传的津北名单	是否有撤军句、津北句
《三国志》孙权本传	唯有孙权、吕蒙、蒋钦、凌统、甘宁在津北	2个撤军句、1个津北句
《三国志》吕蒙本传	唯有孙权、吕蒙、蒋钦、凌统、甘宁在津北	1个撤军句
《三国志》蒋钦本传	唯有孙权、吕蒙、蒋钦、凌统、甘宁在津北	1个津北句
《三国志》凌统本传	唯有孙权、吕蒙、蒋钦、凌统、甘宁在津北	1个撤军句、1个津北句
《三国志》甘宁本传	唯有孙权、吕蒙、蒋钦、凌统、甘宁在津北	1个撤军句、1个津北句
裴注《江表传》贺齐篇	贺齐在津南，迎接孙权，然后劝谏孙权。因为桥被毁，贺齐没有与魏军发生战斗。	1个撤军句、1个津北句；因为桥被毁，贺齐在津南
《三国志》潘璋本传	被甘宁本传的【唯】字排除，不在津北	无撤军，无津北
《三国志》陈武本传	被甘宁本传的【唯】字排除，不在津北	无撤军，无津北
《三国志》贺齐本传	被甘宁本传的【唯】字排除，不在津北	无撤军，无津北

此后，孙权僵持在合肥十多日（“权守合肥十馀日”当中的“守”字，没有进攻的含义，但有坚持、僵持、保持的含义。既然“守”字没有进攻的含义，《乐进传》又没有记录乐进在合肥拒击敌人的功勋，《武帝纪》也只有出战的张辽、李典之功而无守城的乐进之功，所以，在孙权军队僵持在合肥的十余日这一时间段里，无法确定孙权军队是否曾经对合肥城发起过攻城战。），认为己方已经是夺城无望，又遇上疫疾，便命大军班师，自己则和一千多虎士与凌统、甘宁、吕蒙、蒋钦为后（史书原文有“唯”字，没有“等”字，陈武已死，潘璋、宋谦、徐盛不在津北）。至逍遥津北，张辽观察到孙军撤退，乘机率军追击，孙军顿时混乱，孙权被围。甘宁严厉的要捶响战鼓，增强士气，凌统亲率三百近兵冲入重围，甘宁则引弓掩护，吕蒙、蒋钦死战拒敌。
凌统救出孙权，便回头再战。孙权与甘宁蹴马趋津，但撤退路上的桥已被敌军所毁，丈余无板，当时孙权近监谷利在马后，叫孙权抓着马鞍、松开缰绳，谷利在后面加鞭，以助马势，孙权顺利跃马过河，与在津南率三千人防备的贺齐会合，孙权才成功逃脱。而凌统继续拖住敌军，左右人马已死，自己也身受创伤，杀死数十人，知道孙权已安全，才披甲潜行逃走，成功逃生后，在津渚上痛哭流涕。
张辽率领着投降的东吴军人返回合肥城，在押解斩俘的途中，张辽询问投降的东吴士兵：“有个紫色胡须、上身长腿短、善于骑射的人是谁？”东吴降卒说：“是孙权。”等到张辽与乐进相遇，谈到这事，叹息己方没有早点知道孙权的样子，早知道就急追他，说不定就能抓到他了。合肥城内的曹军将士听说，皆大为叹恨。
关于建安二十年（215年）的第二次合肥之战，该战役的战前准备、战后影响、历代名人对此战的评价等更多的详细内容，详见词条逍遥津之战。

史料记载

《三国志·魏书一·武帝纪》：八月，孙权围合肥，张辽、李典击破之。
《三国志·魏书十七·张辽传》：太祖既征孙权还，使辽与乐进、李典等将七千馀人屯合肥。太祖征张鲁，教与护军薛悌，署函边曰"贼至乃发"。俄而权率十万众围合肥，乃共发教，教曰："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诸将皆疑。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亦与辽同。於是辽夜募敢从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飨将士，明日大战。平旦，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陈，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自名，冲垒入，至权麾下。权大惊，众不知所为，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叱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众少，乃聚围辽数重。辽左右麾围，直前急击，围开，辽将麾下数十人得出，馀众号呼曰："将军弃我乎！"辽复还突围，拔出馀众。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旦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还修守备，众心乃安，诸将咸服。权守合肥十馀日，城不可拔，乃引退。辽率诸军追击，几复获权。
《三国志·魏书十八·李典传》：辽恐其不从，典慨然曰：“此国家大事，顾君计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义乎！”乃率众与辽破走权。
《魏略》：张辽为孙权所围，辽溃围出，复入，权众破走。由是威震江东。儿啼不肯止者，其父母以辽恐之。
《魏书》：孙权率十万众围合肥，辽募其敢死者八百人，登锋陷阵，大破之。
《三国志·吴书十·陈武传》：建安二十年，从击合肥，奋命战死。
《三国志·吴书十·潘璋传》：合肥之役，张辽奄至，诸将不备，陈武斗死，宋谦、徐盛皆披走，璋身次在后，便驰进，横马斩谦、盛兵走者二人，兵皆还战。
《三国志·吴书十五·贺齐传》：二十年，从权征合肥。时城中出战，徐盛被创失矛，齐中兵拒击，得盛所失。
《三国志·吴书二·吴主传》：合肥未下，彻军还。兵皆就路，权与凌统、甘宁等在津北为魏将张辽所袭，统等以死扞权，权乘骏马越津桥得去。
《三国志·吴书九·吕蒙传》：师还，遂征合肥，既彻兵，为张辽等所袭，蒙与凌统以死扞卫。
《三国志·吴书十·蒋钦传》：从征合肥，魏将张辽袭权於津北，钦力战有功。
《三国志·吴书十·甘宁传》：建安二十年，从攻合肥，会疫疾，军旅皆已引出，唯车下虎士千馀人，并吕蒙、蒋钦、凌统及宁，从权逍遥津北。张辽觇望知之，即将步骑奄至。宁引弓射敌，与统等死战。宁厉声问鼓吹何以不作，壮气毅然，权尤嘉之。
《三国志·吴书十·凌统传》：时权彻军，前部已发，魏将张辽等奄至津北。权使追还前兵，兵去已远，势不相及，统率亲近三百人陷围，扶扞权出。敌已毁桥，桥之属者两版，权策马驱驰，统复还战，左右尽死，身亦被创，所杀数十人，度权已免，乃还。桥败路绝，统被甲潜行。权既御船，见之惊喜。统痛亲近无反者，悲不自胜。权引袂拭之，谓曰："公绩，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无人？"
《吴书》：统创甚，权遂留统於舟，尽易其衣服。其创赖得卓氏良药，故得不死。
《献帝春秋》：张辽问吴降人："向有紫髯将军，长上短下，便马善射，是谁？"降人答曰："是孙会稽。"辽及乐进相遇，言不早知之，急追自得，举军叹恨。
《三国志》裴注《江表传》孙权篇：权乘骏马上津桥，桥南已见彻，丈馀无版。谷利在马后，使权持鞍缓控，利於后著鞭，以助马势，遂得超度。权既得免，即拜利都亭侯。
《三国志》裴注《江表传》贺齐篇：权征合肥还，为张辽所掩袭於津北，几至危殆。齐时率三千兵在津南迎权。权既入大船，会诸将饮宴，齐下席涕泣而言曰："至尊人主，常当持重。今日之事，几至祸败，群下震怖，若无天地，愿以此为终身诫。"权自前收其泪曰："大惭！谨以克心，非但书诸绅也。"
《水经注·卷三十二》：孙权之攻合肥也，张辽败之于津北，桥不撤者两版。权与甘宁蹴马趋津，谷利自且著鞭助势，遂得渡梁。凌统被铠落水，后到追及，流涕津渚。

史料总结

建安二十年（215年）八月的第二次合肥之战：魏军对吴军是“击破之”、“大破之”、“与辽破走权”；吴军被称为“陈武斗死，宋谦、徐盛皆披走”，虽然曾经“兵皆还战”，但最终“权人马皆披靡”、“吴人夺气”、“权众破走”；一些来不及逃走的吴军将士成为了“吴降人”；孙权本人也成为了败势求存的“得去”、“已免”、“得免”、“几至危殆”、“几至祸败”。结论：两次野战交锋均是魏军获胜，吴军战败。

战役过程

太和四年（230年）正月，魏国于合肥境内建筑合肥新城，防备吴国。当年冬天，孙权声称要取合肥。满宠上表要求召集兖州、豫州兵力。后来两州兵力云集，敌兵只好退还了。朝廷命满宠就此撤兵。满宠认为敌兵大举退还，恐怕不是本意。他们一定是佯装退却以麻痹我们，等我们撤军后，好趁虚而入。于是上表要求不要撤军。于是曹魏采纳满宠的建议，让兖州、豫州的援军继续驻扎在扬州境内。孙权果然来攻打合肥城，不克而还。

史料记载

《三国志·吴书二·吴主传》：二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
《三国志·魏书二十六·满宠传》：四年，拜宠征东将军。其冬，孙权扬声欲至合肥，宠表召兖、豫诸军，皆集。贼寻退还，被诏罢兵。宠以为“今贼大举而还，非本意也，此必欲伪退以罢吾兵，而倒还乘虚，掩不备也”。表不罢兵。后十余日，权果更来，到合肥城，不克而还。

史料总结

太和四年（230年）冬季的第三次合肥之战：孙权攻合肥，被曹魏的兖州、豫州、扬州的三州将士联合击退，最终不克而还。

战役过程

青龙元年（233年）十二月，第五次合肥之战爆发。
孙权出兵想围攻合肥新城，因城远水，二十余日不敢下船。
魏将满宠对手下诸将说：“孙权知我移兵城外，定会夸海口。前来展示其实力，邀取功名。虽然他不敢向前推进，但定会上岸来炫耀兵力，以示其兵多将广。”于是满宠便派遣六千步骑（带兵将领不明），在淝水隐处伏兵等待。后孙权果然上岸耀兵，满宠伏军突起袭击，斩首数百，也有逃至河中溺死。
吴主孙权大怒，于是攻打合肥新城，吴将全琮率领步骑五万攻六安，最终都是不克而还。

史料记载

《三国志·吴书二·吴主传》：是岁，权向合肥新城，遣将军全琮征六安，皆不克还。
《三国志·魏书二十六·满宠传》：其年，权自出，欲围新城，以其远水，积二十日不敢下船。宠谓诸将曰：“权得吾移城。必于其众中有自大之言，今大举来欲要一切之功，虽不敢至，必当上岸耀兵以示有余。”乃潜遣步骑六千，伏肥城隐处以待之。权果上岸耀兵，宠伏军卒起击之，斩首数百，或有赴水死者。
《三国志·吴书十五·全琮传》：嘉禾二年，督步骑五万征六安，六安民皆散走，诸将欲分兵捕之。琮曰：“夫乘危徼幸，举不百全者，非国家大体也。今分兵捕民，得失相半，岂可谓全哉？纵有所获，犹不足以弱敌而副国望也。如或邂逅，亏损非小，与其获罪，琮宁以身受之，不敢徼功以负国也。”

史料总结

青龙元年（233年）十二月的第四次合肥之战：孙权在合肥境内登岸，本欲耀武扬威，却被伏兵所击 。而孙权攻合肥新城，全琮攻六安，又都是不克而还。

战役过程

青龙二年（234年）二月，蜀汉丞相诸葛亮进行第五次北伐，遗使请东吴一起出兵。孙权答应。孙权误以为谓魏明帝曹睿不会率大军前来，于是，同年五月，孙权进驻巢湖口，自称有十万人，亲自带兵攻向合肥新城；另一方面，又派陆逊、诸葛瑾率万余人进驻江夏、沔口，攻向襄阳；将军孙韶、张承进驻淮，向广陵、淮阴进逼，形成三路兵马北伐。
六月，曹魏老将满宠打算率领众军援救新城守将张颖，但殄夷将军田豫却认为该新城自守有余，如果有援军至，怕孙权反过来吞并满宠的援军，于是说：“敌人竭尽全力大举出动，不只是为了争夺小利，他们是要借助攻打新城以引诱我出动大军。应该听任他们攻城，挫败他们的锐气，不应该与他们争高低。他们攻新城不下，士兵必然疲惫；等其疲惫之后，我们再出击，可大获全胜。如果敌人知道我们的计划，就不会再攻城，必定会自动退走。我们若现在进兵，正中了他们的诡计。此外，大军出动的方向，应该使人难以预料，不应该让军队自己筹画。”而当时吏士多请假，满宠上表请召中军兵及召回所有请假将士，集合抵挡。不过散骑常侍广平刘邵认为满宠该自守不攻，避其锐气；而中军则先派步兵五千、精骑三千出发，将队伍排列疏散，多加旗、鼓，敌军知道大军到来，必定自走，可以不战而破。魏明帝听从其计，先派前队出发。
而魏明帝也不接纳满宠提出的撤离合肥而退至寿春的意见，认为合肥、襄阳、祁山是曹魏东、南、西三个重要防点，守城有余。卫臻也看穿了孙权外表上响应诸葛亮，其实内心只是想在一旁观望，认为合肥城池坚固，孙权的进攻不足为虑。
当时的满宠至少已有76岁的高龄。满宠的大军援救计划被田豫驳回，满宠的撤除合肥新城退至寿春的计划又不被采纳。于是，满宠便募集数十壮士，折断松枝为火炬，灌上麻油，在上风的位置顺风放火。火势在风力的作用下不断蔓延，一直烧到了敌军的攻城器具。孙权的侄子孙泰前来救火，满宠军队又向吴军放箭。当时满宠军队射出的箭支是顺风而行，被风力增大了射程和贯穿力，最终射杀了孙泰。至此，吴军的一些攻城器具被烧毁。
正如田豫、卫臻、刘邵的预料，曹魏的合肥新城守将张颖等拒守力战，使得孙权久攻不克，双方一直战至七月。
七月壬寅日，魏明帝曹睿亲率大军东行。魏明帝曹睿的大军距离合肥新城还有数百里的寻阳时，孙权便恐惧而退走，进攻淮水流域的孙韶军亦同时回师，只有进攻汉水流域的陆逊军继续战斗，但不久亦撤退。

史料记载

《三国志·魏书三·明帝纪》：秋七月壬寅，帝亲御龙舟东征，权攻新城，将军张颖等拒守力战，帝军未至数百里，权遁走，议、韶等亦退。
《三国志·吴书二·吴主传》：孙韶、张承等向广陵、淮阳，权率大众围合肥新城。是时蜀相诸葛亮出武功，权谓魏明帝不能远出，而帝遣兵助司马宣王拒亮，自率水军东征，未至寿春。权退还，孙韶亦罢。
《三国志·魏书二十一·卫臻传》：帝欲自东征，臻曰："权外示应亮，内实观望。且合肥城固，不足为虑。车驾可无亲征，以省六军之费。"帝到寻阳而权竟退。
《三国志·魏书二十一·刘邵传》：青龙中，吴围合肥，时东方吏士皆分休，征东将军满宠表请中军兵，并召休将士，须集击之。劭议以为"贼众新至，心专气锐。宠以少人自战其地，若便进击，不必能制。宠求待兵，未有所失也。以为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骑三千，军前发，扬声进道，震曜形势。骑到合肥，疏其行队，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贼后，拟其归路，要其粮道。贼闻大军来，骑断其后，必震怖遁走，不战自破贼矣。"帝从之。兵比至合肥，贼果退还。
《三国志·魏书二十六·满宠传》：明年，权自将号十万，至合肥新城。宠驰往赴，募壮士数十人，折松为炬，灌以麻油，从上风放火，烧贼攻具，射杀权弟子孙泰。贼于是引退。
《三国志·魏书二十六·田豫传》：后孙权号十万众攻新城，征东将军满宠欲率诸军救之。豫曰：“贼悉众大举，非徒投射小利，欲质新城以致大军耳。宜听使攻城，挫其锐气，不当与争锋也。城不可拔，众必罢怠；罢怠然后击之，可大克也。若贼见计，必不攻城，势将自走。若便进兵，适入其计。又大军相向，当使难知，不当使自画也。”豫辄上状，天子从之。贼遁走。

史料总结

青龙二年（234年）夏秋之交的第五次合肥之战：孙权此次出征是孙权最后一次亲征，正如田豫、卫臻、刘邵的预料，被合肥新城守将张颖屡屡击退。而曹睿举曹魏朝廷大军来征，吓得东吴军队全线撤退。不但孙权都退走，孙韶、张承也都纷纷退走，甚至远在汉水流域的陆逊、诸葛瑾也都恐惧退走。
起初，孙权挟赤壁之战的胜利之威，只需要面对“城欲崩”、庆幸“得全”的少量合肥守军。后来，面对的是人数仍占明显劣势的7千合肥守军。再后来，孙权面对的是曹魏的扬州、兖州、豫州这三州兵马。如今，却要面对魏明帝曹睿亲自率领的曹魏朝廷大军。孙权固然想拥有合肥，但他要面对的魏军却是越来越多了。或许，此时的孙权非常后悔当初就不该相信蒋济的伪报之信。

战役过程

253年，吴太傅诸葛恪由东兴回来后不久，不顾众臣劝阻，于三月亲率二十万人再次出兵北征。夏四月，围攻合肥新城，诸葛恪建起土山急攻，魏将张特与三千人守新城三个多月，死伤甚多，城池将破。
张特对吴人说：“今我无心复战也。然魏法，被攻过百日而救不至者，虽降，家不坐；自受敌以来，已九十余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余人，战死者已过半，城虽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当还为相语，条别善恶，明日早送名，且以我印绶去为信。（现在我已无心再战了。但依魏国法规，被攻超过一百日而援救不来的话，虽然投降，家人可以免去刑责；自抵抗敌人以来，已经九十多日了，这城中本来有四千多人，战死者已经过半，城池虽陷，如有半数人不想投降，我便与他说话，陈明善恶，明日早上送名，你们先以我的印绶拿去作信托吧。）”
张特便将印绶抛给他们，而诸葛恪相信他，便不取印绶。于夜中，张特却拆去屋舍的木材、围栏，将城墙崩溃的地方补上二重。到明日，张特对吴人说：“我但有斗死耳！（我只有战斗而死了！）”坚守不降，吴军大怒，进攻但已不能攻克了。当时天气又炎热酷暑，吴兵疲劳，疫病横行，得病的人有大半，死伤严重。诸葛恪攻城不下，迁怒于各部将，士卒怨声不断。
早在当年的五月，曹魏朝廷得到了诸葛恪围攻合肥新城的消息。便派遣魏太尉司马孚率援军二十万人赶往新城。司马孚知遁吴兵已疲乏，便进兵大败吴军。八月，诸葛恪无奈引军归还。司马师命文钦督遣精锐部队会合，要其断诸葛恪的退路，毌丘俭等将断后。诸葛恪惧怕而遁逃，文钦上前大败敌军，斩首万余人。
参战人物：吴军（诸葛恪、朱异、蔡林），魏军（张特、司马孚、文钦、毌丘俭）

史料记载

《晋书·帝纪第二·景帝纪》：五年夏五月，吴太傅诸葛恪围新城，朝议虑其分兵以寇淮泗，欲戍诸水口。帝曰：“诸葛恪新得政于吴，欲徼一时之利，并兵合肥，以冀万一，不暇复为青徐患也。且水口非一，多戍则用兵众，少戍则不足以御寇。”恪果并力合肥，卒如所度。帝于是使镇东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等距之。俭、钦请战，帝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锋未易当。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命诸将高垒以弊之。相持数月，恪攻城力屈，死伤太半。帝乃敕钦督锐卒趋合榆，要其归路，俭帅诸将以为后继。恪惧而遁，钦逆击，大破之，斩首万余级。
《三国志·吴书三·三嗣主传》：三月，恪率军伐魏。夏四月，围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大半。秋八月，恪引军还。
《三国志·吴书七·诸葛恪传》：于是违众出军，大发州郡二十万众，百姓骚动，始失人心。恪意欲曜威淮南，驱略民人。而诸将或难之曰："今引军深入，疆场之民，必相率远遁，恐兵劳而功少，不如止围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图之，乃可大获。"恪从其计，回军还围新城。攻守连月，城不拔。士卒疲劳，因暑饮水，泄下、流肿，病者大半，死伤涂地。诸营吏日白病者多，恪以为作，欲斩之，自是莫敢言。恪内惟失计，而耻城不下，忿形于色。将军朱异有所是非，恪怒，立夺其兵。都尉蔡林数陈军计，恪不能用，策马奔魏。魏知战士罢病，乃进救兵。恪引军而去。士卒伤病，流曳道路，或顿仆坑壑，或见略获，存记忿痛，大小呼嗟。而恪宴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图起田于浔阳，诏召相衔，徐乃旋师。由此众庶失望，而怨黩兴矣。秋八月，军还。
《吴书》：异又随诸葛恪围新城，城既不拔，异等皆言宜速还豫章，袭石头城，不过数日可拔。恪以书晓异，异投书於地曰：“不用我计，而用傒子言！”恪大怒，立夺其兵，遂废还建业。
《魏略》：是时，张特守新城。特字子产，涿郡人。先时领牙门，给事镇东诸葛诞，诞不以为能也，欲遣还护军。会毌丘俭代诞，遂使特屯守合肥新城。及诸葛恪围城，特与将军乐方等三军众合有三千人，吏兵疾病及战死者过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将陷，不可护。特乃谓吴人曰："今我无心复战也。然魏法，被攻过百日而救不至者，虽降，家不坐也。自受敌以来，已九十馀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馀人，而战死者已过半，城虽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当还为相语之，条名别善恶，明日早送名，且持我印绶去以为信。"乃投其印绶以与之。吴人听其辞而不取印绶。不攻。顷之，特还，乃夜彻诸屋材栅，补其缺为二重。明日，谓吴人曰："我但有斗死耳！"吴人大怒，进攻之，不能拔，遂引去。朝廷嘉之，加杂号将军，封列侯，又迁安丰太守。
《晋书·列传第七·司马孚传》：时吴将诸葛恪围新城，以孚进督诸军二十万防御之。孚次寿春，遣毌丘俭、文钦等进讨。诸将欲速击之，孚曰：“夫攻者，借人之力以为功，且当诈巧，不可力争也。”故稽留月余乃进军，吴师望风而退。
《三国志·魏书二十八·毌丘俭传》：吴太傅诸葛恪围合肥新城，俭与文钦御之，太尉司马孚督中军东解围，恪退还。

史料总结

嘉平五年（253年）四月至八月的第六次合肥之战：诸葛恪不听聂友等人的劝阻，违众出军，被曹魏合肥新城守将张特屡屡击退，“士卒疲劳，因暑饮水，泄下、流肿，病者大半，死伤涂地”。最终只得退还。退走之时，又被曹魏追兵“大破之，斩首万余级”。为诸葛恪的败亡和孙峻、孙綝的先后上位，埋下了伏笔。

合肥之战的胜利对曹魏来说意义十分重大，这是因为合肥是曹魏在江淮一带极其重要的战略要地，“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则可以西问申、蔡，北向徐、寿，而争胜于中原；中原得合肥，则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
合肥的主要作用是抵抗敌人的寨垒，所以守备能力对曹军极为重要；而东吴若要北伐，合肥是其中一个障碍点及补给点。六次合肥之战，终吴之世，不能有淮南尺寸之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