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内郡人司马直非常清廉,很有名望,被朝廷任命为巨鹿太守。朝廷考虑到他如此清廉,估计也榨不出几个钱来,很大方地只收他三百万钱。
当时一个太守的工资,满打满算每月一万三千钱。三百万对于司马直这种不收黑钱的人来说,仍然是个天文数字。
他拿不出这笔钱,怅然叹息,说:“我本应该是为民的父母官,却要反过来剥削百姓,应付朝廷的索取,我做不到!”
没办法,他只好谎称有病,不去赴任,这官不当了。
可宦官觉得这卖出去的货概不退还,只想收钱,再三催促司马直交钱。
司马直无奈,出发上任,行至孟津,留下一封遗书,抨击卖官鬻爵的政策,然后服药自杀。
汉灵帝看到司马直的遗书,深深自责,一时良心发现,下诏暂缓催缴修宫钱。
但这份自责没维持两天,汉灵帝忍不住又卖官了。
冀州名士崔烈,出身于北方的名门望族,历任郡守及朝廷卿职。
中平二年(185年)三月,崔烈想当司徒,便通过汉灵帝保姆程夫人的关系,打了个对折,只花了五百万钱就买了个司徒。
册拜之日,宫廷举行隆重的封拜仪式,汉灵帝亲临殿前封官。
汉灵帝望着崔烈春风得意的样子,突然觉得司徒一职是不是卖得太便宜了,忍不住肉痛,惋惜地嘟哝说:“这个官卖亏了,本来该要他一千万的。”
崔烈有儿子,长子崔均,官至议郎,次子崔钧,字州平,任西河太守。
两年后崔烈升为太尉,但他对买官一事一直心里都不踏实,有一天忍不住问儿子崔钧:“我位居三公,外面的人是怎么议论我的?”
崔钧回答说:“父亲大人年少时就有美好的名望,又历任太守,那时大家都议论说,如果你官至三公,那也是名至实归。不过,你真当了司徒,天下人却对你非常失望。”
崔烈追问:“为什么呢?”
崔钧回答说:“大家都嫌弃你,说你满身铜臭。”
崔烈大怒,举起手杖要打崔钧。
崔钧时任虎贲中郎将,这天刚回家,还穿着武官服,见父亲要打,只得狼狈而逃。
崔烈一边追打,一边骂道:“你个死兵卒!父亲一打就跑,这是孝子的行径吗?!”
崔钧边逃边回头说:“舜的父亲打他的时候,小杖则挨,大杖则跑,这不是不孝啊!”
崔烈于是惭愧而止。
这就是“铜臭”一词的来历。
崔烈所买到的司徒一职,与太尉、御史大夫合称“三公”,是掌握军政大权、辅助皇帝的最高长官。
卖官已卖到朝廷的最高官职——三公,堂堂皇帝竟然贪婪地像买卖货物那样讨论着三公的价格,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荒唐到无以复加了。
汉灵帝卖官卖出经验,不断创新,花样百出。
他推出了竞标法,求官的人可以估价投标,出价最高的人就可中标上任。
他卖官不仅公开化,而且还具有制度化和持续化的特点。从光和元年(178年)一直持续到中平六年(184年),汉灵帝不亦乐乎地做了七年的卖官生意,将官场搞得乌烟瘴气,使原本就风雨飘摇的汉室更是雪上加霜。
皇帝尚且如此,自然是上行下效,那些贪官酷吏更是变本加厉地搜刮、盘剥百姓,榨取更多的钱财来买更大的官,然后利用手中更大的权力来捞取更多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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