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政治神话

唐太宗为何可以作为千古明君为后世追忆，我觉得《剑桥中国史》中的一段文字解答的很好：

“对后世的中国文人来说，太宗代表了一个文治武功理想地结合起来的盛世：国家由一个精力充沛但聪明而谨慎的皇帝治理，他牢固地掌控着他的帝国，同时又一贯谦虚耐心地听取群臣——这些大臣本人也都是卓越的人物——的意见。太宗的施政作风之所以被人推崇，不仅由于它的成就，而且由于它接近儒家的纳谏爱民为治国之本这一理想，另外还由于它表现了君臣之间水乳交融的关系。在武后统治的黑暗日子里，当群臣间的良好而坦率的关系为惴惴不安和无穷的清洗及恐怖所取代的时候，就出现了要恢复太宗之治的理想。安禄山之乱以后，当大大地削弱了的中央政府被迫采用各种只求苟安的权宜之计时，当皇权傍落而由宦官或私人仆从玩弄权柄时，太宗之治就显得无比的强盛和成功。”

我觉得，玄武门之变实际上大大影响了唐太宗的声誉，以至于人们在提起唐太宗李世民时往往好奇于玄武门之变的真相，往往质疑他的个人品德，反而忽略了贞观之治究竟是如何实现的。

唐太宗作为一代英主的功绩是毋庸置疑的，后世帝王将相对他的尊崇肯定离不开对他武功的崇拜。他在隋末大乱之时以相当快的速度帮助父亲武力统一了全国，他夺取皇位后采取了一系列修生养息的政策使百姓得以安居，与此同时，唐帝国在对外战争中又几乎是全胜，以致万国来朝，尊其为天可汗。然而以个人功业和制度建设对后世的影响而言，唐太宗肯定不及秦皇，也不见得超越的了汉武，但在他身后留下的是一个走向全盛的帝国，后世百姓对这一时代有着无限的追思和向往，这多少是因为大唐贞观至开元年间的辉煌盛世之于整个中国的历史都是不可复制的。诚然宋明清亦有过百姓富足、国家强大的时候，然而很难说那时的中国能有盛唐的开放、自信和大气，而且唐朝在文化方面的繁盛恐怕不是明清可以企及的，大兴文字狱的时代恐怕很难重现唐诗的灿烂。

唐太宗究竟人品如何，他是否有抹煞父兄在建国时期的功绩，他的谦虚纳谏是否是违心的伪装，他在玄武门之变的前后究竟采取了哪些不堪的手段，这些你都得穿越回初唐成为李世民的近身侍卫才能知道。实际上，历史事件的真相几乎是不可能被了解的，别说唐朝距今一千多年了，近代以来有着海量的一手资料被保留了下来，可近代的历史事件又有几件是真正清晰的，更不必说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唐朝，那时事件的真相根本不可能搞得清楚，就像一位网友所说，《大唐创业起居注》与新旧唐书、《资治通鉴》有不符之处，大家又如何知道《大唐创业起居注》所载便是真相呢？纠结事件真相没意义的，更何况，假设一个皇帝装了一辈子的虚心纳谏、爱民如子，你能说他不是真的虚心纳谏、爱民如子吗？

但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为后世所追捧却是假不了的，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个人是一个完人，如《剑桥中国史》所表述，他体现了受儒家思想所影响的中国古代人对帝王的理想，他的时代体现了中国的帝制时代人们对政治的一种理想状态，帝王是强大而又谨慎的，臣子是智慧而又忠诚的，君臣之间有着一种鱼水之情，在他们仁政的治理下，国家富强、民族兴旺、政治清明、文化兴盛。贞观之治，核心在于“治”，历史上的李世民为人或许阴险、暴戾，他的臣子们或许各怀鬼胎，但他的治国之道以及他的统治所缔造的那个时代确实是一个政治神话了，诚如尧舜禹在三代以后读书人的眼中是帝王神话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