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赤壁之战,有一个事实常为读史者所忽视:这场战役是周瑜主动深入荆州境内发起的一场攻势战役;曹操并无在建安十三年冬天即征江东的计划。忽视了这一点,势必不能透彻地理解,何以这场战役的胜负会攸关几大集团的盛衰和天下的分合。
建安十三年,曹操在继“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后,开启了一个新的政治战场。他为卸下汉室着手造魏迈出了第一步。南征荆州是这个政治战场的一部分。荆州不战而屈,益州望风输诚,由此衍生出另一个政治战场。他希望以政治手段解决江东问题,不战而屈江东。
当曹操试图以政治手段解决江东问题时,不管他如何评估其效果,恐怕他都不会想到周瑜会主动打上门来。以他的实力、威势和新下荆州的震荡效果,曹操还在期待江东会像荆州一样不战而屈,像益州一样望风输诚;孙权纵然与他在政治上公开决裂,亦不过是在他进兵江东时作抵抗。可是,他没想到,周瑜会采取一种攻势战略,率军深入荆州境内,主动寻战。曹操一战失利,刚刚得到的荆州丢失大半,本已输诚的益州发生变故,从此,曹操的势力再也无缘于长江以南。
赤壁之战后,孙权已巩固江东,周瑜在击退曹操、曹仁后,占据江陵、夷陵,连同此前便占据的夏口、陆口,长江中游的诸战略要点都在江东的控制之中;当初构想的“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的阶段性目标中,只差益州。于是,周瑜建议孙权说:
今曹操新折衂,方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乞与奋威(奋威将军孙瑜)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
周瑜下一步的目标便是沿长江西进,取益州、汉中,直至与凉州的马超结援,然后攻占襄阳,以蹙曹操,图取北方。一千年后,南宋的陈亮同样站在江南这个基础上谋划北伐中原,他为周瑜的这个策划击节赞赏,称“此非识大略者不能为也”,并断言“使斯人不死,当为操之大患”。这虽是赤壁之战以后的事,但这个构想显示,推动江东帝业是周瑜一以贯之的目标。
从兴平元年(194年)孙策渡江,到建安五年(200年)孙策遇刺,江东事业的政治定位是匡辅汉室的桓文之业。孙权初掌江东,严峻的形势使得他一方面想要全力保据江东,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继续高喊“匡辅汉室”的口号以维系淮泗士人对他的支持。此时,周瑜、鲁肃将江东事业拔升到成就新的帝业的思路上来。这是一个更具进取性的目标。从孙权初掌江东到赤壁之战前夕,桓文之业与新的帝业,这两种定位交混着对孙权的决策产生影响。赤壁之战前夕,成就江东全新帝业这一新的定位,冲破桓文之业的旧茧,推动江东事业迈向一个新的阶段。
建安十三年,鲁肃主动联络荆州,周瑜和鲁肃帮孙权坚定其抗曹意志,并将其变成江东内部的统一意志,周瑜在军事上采取攻势战略,深入荆州境内主动寻战,其背后的推动力,正是这种成就江东全新帝业的雄心。
抗曹在政治上的问题已经解决,但在军事上毕竟还是有风险的。周瑜以一个军事统帅的眼光,对军事形势作了剖析,打消了大家对军事形势利弊和敌我兵力强弱的顾虑。周瑜指出了曹操在军事上的几大弱点,他得出结论,“将军禽操,宜在今日。瑜请得精兵数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周瑜在军事上的目标是要擒曹、破曹,而不只是挫败曹操对江东的威胁。或许有人会说,以攻为守,原是兵家常用的策略。但以攻为守的策略通常是以战术上的攻势来完成战略上的防守,而周瑜统兵自柴桑沿长江西上,逆行数百里,在兵至夏口后,不是停兵经营夏口,以资扼守,而是继续深入,寻曹军决战。这样的军事行动已远远超出战术的层面,而让人看到一种雄心勃勃的战略驱动力。
荆州的水军经营有素,即使是在刘表、黄祖之时,江东犹且不易得志于荆州。建安十三年春,孙权攻江夏,便经过了激烈的鏖战。何以曹操下荆州后反倒是江东进兵的绝佳时机呢?其原因即在于,荆州新附,曹操恩信未著,荆州民心未定,原荆州之军尚怀狐疑。关于荆州军的这种状态,胡三省注曰:“新附之人,心怀狐疑,未能出死命而为之力战也。”(《资治通鉴》卷六十五 汉纪五十七 建安十三年)但是,反过来看,若曹操在荆州站稳足根,恩信已著,民心已定,曹军也渐渐适应了南方的环境,那么,以曹操之军加上荆州之军,则不易击破;纵然战事或有利钝,也不会产生崩溃性的效果。所以,在周瑜的眼里,建安十三年冬倒成了稍纵即逝的一举破曹的绝佳兵机。
周瑜以破曹、擒曹为目标的攻势型军事战略,与他成就江东新的帝业这样进取性的政治目标是一致的。其雄心勃勃的战略驱动力来自于其雄心勃勃的政治目标。荆州的开拓意味着江东帝业的开拓。
纵观孙刘结盟抗曹决策的形成,如果说结盟和抗曹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两环的话,鲁肃和诸葛亮推动了联盟的形成,而尤以鲁肃所起的作用为突出;周瑜和鲁肃则推动孙权及整个江东集团形成抗曹的统一意志,而尤以周瑜所起的作用为突出;在随后的军事行动中,周瑜发挥了主要的作用。
可以说,如果缺少周瑜这样的将才――他有明确而远大的政治目标,有足够的军事眼光制定一个与其政治目标相一致的军事战略,并有足够的军事才能亲自执行这套战略――江东与曹操的军事冲突可能不会发生在荆州境内,因而也就可能不是发生在建安十三年冬,而更有可能是在曹操进攻江东时采取抵抗,那么纵然江东在一次军事冲突中挫败曹操,曹操也不至于一战失利即退出荆州大部,那场战事对历史的影响也不会那么深远。江东可能是曹操难啃的一块骨头,但啃掉它只是个时间问题,刘备却没有机会西入巴蜀高举复兴汉室的旗帜。
在三国那个时代,不乏政治眼光深远的谋士,亦不乏能征善战的将领,但是,像周瑜那样集高远的政治眼光与卓越的军事才能于一身的人物却不多见。日后孙权在缅怀周瑜时说他“邈焉难继”,一千年后的陈亮感叹“使斯人不死,当为操之大患”,实在是“良有以也”。惜乎其人英年早逝,若天假以年,使其有足够的机会与曹操周旋,不知三国的历史会如何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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