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洋奴才们操心的康熙

2019年的北京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一张康熙发往欧洲的谕令印刷品卖出了161万的高价。乍听之下事情似乎颇为蹊跷：康熙为何要向欧洲发送谕令？这张并非手写谕令的印刷品又有怎样的底细会如此价值连城？事实上，这份“康熙的红票”受到关注，其实只是这20年来的事。在漫长的历史产生的众多文献中，这份别具意义的资料被忽视，有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清史记载中没有提到过红票的存在，因此也从没有人主动去寻找过。

红票的内容其实很简单，就是康熙在1716年的时候向欧洲方面发消息询问，为何自己于1706年和1708年两次派往罗马的传教士使节，离开中国多年后杳无音讯。在红票中，康熙对这四位出使的传教士是点名道姓提及的，而且红票不止一份，是以印刷品的形式大量发放的，看来康熙对于把消息传到欧洲抱着非送到不可的决心。然而如此重要的一件事，清史中竟然完全没有提过，就连康熙曾两次派洋人出访这件事也没有记载。那么，康熙为何会分两次将传教士作为“钦差”派往欧洲，又为何在十年后念念不忘地追问这些人的行踪，就势必会引发人们的好奇。

康熙和传教士关系近，这并不是新鲜事。比如康熙的老师南怀仁，就是名声显赫、功绩卓著的传教士。不过，一般人们有一个印象，即康熙在晚年由于传教士的内部争斗，以及罗马教廷与清政府在礼仪上的分歧，对传教士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不再那样加以信任，这也最终导致了雍正年间天主教在清朝被禁。然而若从红票的内容看来，康熙仍然将派往罗马的传教士视为自己的“钦差”，并且不接受其他的道听途说，只愿意相信他们带回的消息，对此苦苦等候，这不像是怀疑的表现。

《康熙的红票》这本书就是从红票出现的原因和底层逻辑入手，解答一系列问题：西洋传教士在康熙的朝廷上扮演者什么角色，有何等的重要性？除了众所周知的老师、医生和翻译，他们对清朝的事务是否还有进一步的参与？康熙与罗马教廷经历了怎样的互相往来，以致会直接去信寻人？如果康熙真的到了晚年还心里惦念着自己身边的传教士，为何到了雍正元年天主教就迅速被禁？

纵观这本书，作者最大的创新之处，就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传教士在康熙朝的身份乃是皇帝的包衣奴才，是自家人。康熙处理传教士相关的事宜，并不是按照朝廷大臣的逻辑，而是按照自家私事的逻辑。明确了这一点，就能反过来解释为何红票一直在历史研究中隐形：传教士是由负责康熙私人事务的内务部管理的，罗马教廷使团两人来到北京，康熙和他们便也以此逻辑按照私人会面的方式进行了交谈，这导致使团来访在正史中缺少记录，人们自然也就更不知道红票的前因后果了。

跟随作者的这一视角，我们还可以发现表层事件下面的深层逻辑。一直以来人们提到清朝便会想到“中西二元”论，似乎清廷和西方国家，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一直针锋相对。但作者点明，在早清中西方之间的政治和文化交流是平等而水乳交融的。政治交流从使团的到来和红票便可看出。文化方面，首先康熙对西学的兴趣是真实而扎实的。此外，在康熙朝的宫廷中，西医与中医是并重的，不仅有传教士用金鸡纳树的树皮治好康熙的疟疾发烧的案例，也同样有张诚神父常年的失眠被中医治好的案例。除了医学外，传教士不仅将西方的科学和技术介绍到中国，也会中国的陶瓷烧制技术介绍回欧洲。中西两种文明曾经在不同领域互通有无、互有启发地平等交流，后来全因为君主喜好这样的偶然因素中断了。

偶然因素，也是本书最后留给我们的一段余韵。人们研究历史时，往往喜欢梳理出一条连贯的脉络，来解释事情的发展和走向。比如在雍正朝天主教被禁，史家便多从康熙朝寻找端倪，试图证明禁教是某种水到渠成或厚积薄发的结果。但作者用事实试图证明，禁教绝大部分是基于雍正自身的经历与性格，是一个君主专断的决定；换言之，如果不是雍正上位，也许中西交流上，中国就不会错过西方科学大发展的18世纪，那么后来的历史，想必也会有完全不同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