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帝国与意识形态理想性的当下危机

该书文辞晓畅，在把故事讲好的同时，也参考了很多最新的学术成果，理论层面也有可观者，是很出色的历史非虚构写作。作为汉史的门外汉，个人看完有几点理论上的所得暂且罗列如下。

1、 作者尝试进一步捋清儒家思想与帝国的关系，所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是由汉武帝和董仲舒的君臣组合推动的，其时刘彻的确把原来“以黄老为主、百家为辅的局面，变成了以儒家为主、兼容百家的局面”，但其目的更多是牵制外戚、勋旧后代、地方王室与地方拔擢的文法吏的权力，而他所用的儒臣，更多的是实用主义的主父偃和公孙弘，而非理想主义的书生董仲舒。《汉书》作者无疑因自身的思想传承抬高了董的地位。换言之，汉武在王道和霸道、周制与汉道（王霸道平衡）的矛盾中更多选择了后者；儒学更多是一种帝国的缘饰。总体来说，儒学更多的是为了应对春秋时期中央集权逐渐兴起的企图恢复垂拱而治、王政复古的政教主张，并不适应秦和汉以来以“帝国”为基础的新政治建制（从现代政治学的概括出发来看，帝国最重要的特征是政治关系的中心化，各种中心-边缘关系的形成和维系）。儒家要适应帝国的建制，必须加以改造，或沦为帝国政治的道德缘饰，或继续以法家为内核。实际上，汉朝政治“在继承秦制的同时抛弃了秦政”，其所继承的就是秦帝国的法家秩序，以及以文法吏作为统治的真正基石。因之，汉武之后，汉宣帝刘询仍坚持霸王道杂之，没有“纯任德教”，还打压了儒生；甚至是笃信儒教的元帝（刘奭）也试图保持各方势力的平衡，在王道和霸道之间圆润执中，虽然在他执政期间“独尊儒术”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王道压倒了霸道。那么对于王莽来说，表面看来是把儒学和其所提倡的王道推向了顶峰，但他仍然要处理儒家思想与帝国建制的根本矛盾。他的选择是在西汉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实施更严密和严苛的法令，并加强王权独裁，打压权臣，提拔中层官僚，奖赏小吏，不断通过政治清洗来巩固自己的权力，但并没有在根本上解决豪强家族（地主）的问题。因此，他实际上加深了儒学和帝国、王道和霸道之间的矛盾，所以最终必然覆灭，也使得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儒学政治实验惨败。这为中国之后王朝处理意识形态与帝国建制之间的关系留下了长久的遗产，而儒家思想体系自身在宋之后也经历了重大的变革，这一点作者在结尾处有剖析。直到今日，古代帝国变成了现代帝国与民族国家二元一体的新格局，儒家却是只有灵魂而没有肉身的存在，而时不时还有招魂之士反复出现。也许他们需要重新思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否则这就是一场悲剧之后的闹剧而已。

2、 儒家思想的理想性、超越性（transcendence）是其重要的特征，对与之结合的政治本身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个此前其实并没有特别完备深入的论述，也只有通过比较才能看的更清楚。正如作者所说，“儒家虽然崇尚经世致用，但儒家思想本身对现实政务是缺乏手段和想象力的，这是两千年来儒家的一大软肋。但这恰恰说明，儒家的功用本不在现实，而在于理想、在于批判、在于驯服君主，是古代中国政治天平上的砝码。” 所以秦汉的治理内核还是法家，靠的还是文法吏。尽管如此，儒家的理想性和超越性在很多具体政治场景中会不断激进化（特别是最讲究天人感应、祥瑞灾异的齐学，而非更为实际的鲁学；讲究礼制的古文学而非今文学），其思想的承载者会被自己的意识形态所驱使和奴役，不仅侵蚀到现实政治本身的逻辑，破坏现实政治的平衡，而且最终导致意识形态体系本身的张力无法弥合，走向崩溃。比如王莽就是意识形态激进化的一个典型代表。他因为儒家治理四夷的政治想象而降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品级，最终导致边疆烽火四起，并和匈奴打了多年的“奇怪战争”，但实际并没有得到或为了什么具体的政治利益，就是意识形态激进化破坏政治的明证。而他笃信的符命与祥瑞，在政治层面也是不稳定的意识形态工具。“祥瑞和灾异是‘一体两面’，当朝野习惯了以灾异和祥瑞来窥探政事，那么一旦对政治不满，就满眼都是灾异；而所有的灾异都会指涉政治，从而侵蚀着汉朝统治的合法性。”最终，“新朝的失败终结了西汉的政治儒学，那种旨在驯服君主，用天人感应、灾异祥瑞来限制帝王，甚至大臣敢于要求君主下台的做法，渐渐失去了感召力”。东汉儒学就此回归了“王霸之道”的格局，越发沦为政治的修饰物。也就是说，这一套意识形态本身造成了自身的崩溃，并逐渐失去了政治价值，在汉之后慢慢沦为下层的一种民间信仰，已无法再入庙堂了，虽然其部分文化意涵仍长远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结构（如作者所说的”急急如律令”原是汉代公文格式）。

这种意识形态的理想性与超越性损害、甚至毁灭现实政治的例子在现代政治中不损反增，恰是因为在大众政治时代，宏大政治理念的感召力比任何时代都要更强。现代的政治家为了驾驭人民的力量，纷纷制造各种理想政治话语，从19世纪中后到二战是宏大政治话语（“主义“）胜利的时代（其影响也并非完全负面，之后新自由主义时代所有宏大政治理想破灭，也问题很大）。在这种情况下，理想的政治理念如被推到极致，而没有现实政治考量的平衡，没有庸俗的资产阶级政治交易的平衡和缓冲，那么就可能导向灭顶之灾，法西斯主义就是明证。纳粹号称自己要超越庸俗的阶级政治，创造新时代和新人，这和王莽的理想主义何其相似！但结果呢？只是更大规模的杀戮与暴政。在一种激进的民族主义的推动下，犹太人被惨无人道地屠杀。为什么要杀人？因为理念之争是事关生死的，而实用主义的政治只关心利益。在这个意义上，英美的实用主义是解药，而德系政治哲学有它内在的魔鬼。

今日之世，“波兰尼时刻”重现，“道术为天下裂”，在政治经济结构即将或已经发生巨变的情况下，激进的意识形态政治已经大面积回归，不管是天下，还是汉土。在此时刻，我们尤其需要警惕，尤其需要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