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不能实现的数目字管理及悲哀的宿命论

黄先生的书初读来如醍醐灌顶，眼前一亮，貌似中国的历史如舞台上的戏剧在眼前一幕幕划过。可心中总有股郁气似要破胸而出，为何？原来历史上的各色人物和普罗大众真的就像京剧里的角儿，你唱念做打的再好，那也是按本子一幕一幕来；你本子（或史实）再荡气回肠，我观众还是会说关二爷你不该走麦城呀，曹公你不该铁索船呀！

作者纯粹以画外音的身份鸟瞰历史，用显微镜分析历史的剖面。定义出所谓“大历史”的观念，表达出只有站在历史的巅峰，破尽迷雾，才能还原历史的真相。

有错吗？没错。可大历史不是环境决定论，不是动辄以现代之理论体系去比较古代体系并批评古代之缺陷。开口即如可“数目字管理”，不是“间架式设计”，貌似我国早已........。可通读先生的书却会发现：中国未能自发转进资本主义社会，是因为传统社会不能进行数目字管理；而之所以不能做到数目字管理，乃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那你到底要我怎么样才行？

另外古代之中国真的可以弱化或摒弃“间架式设计”，采用“数目字管理”吗？一个正常之人至少知道主观和客观是相互影响，客观条件未有而强推主观之做法，基本没有可能成功。作为史学家不能以一个穿越者的心态去论“如果有了现代的坦克或哪怕是毛瑟枪，就不会有元灭宋了”，而不去思考到底那个时代有没有可能有大规模的冶炼技术，有没有可能做出精密的磨具。

就像说如果有“数目字管理”就如何。“数目字管理”需要单一化标准，历史上是有使用“数目字管理”雏形的国家或者说地区，例如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荷兰、英国等。

可“数目字管理”的障碍是什么？帝国内部的差异性和规模程度。那时荷英有多少人口？150和500多万。中国多少？将近1亿。帝国面积对比就不用更不用说了。至于内部差异性，下面有段话：
法律必须出自单独的个人，又必须按照所发生的偶然事情，不断地变更。国家越大，偶然事件便越多。——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那么偶然性代表的差异性及规模程度是不是完全会扼杀“数目字管理”，不会。通过什么去解决？技术或说客观之科技手段。明清时统计纳税人口或单位的尝试算是“数目字管理”的尝试了，可在帝国广袤的疆域上，在没有高效通信、有效数理统计方法等客观之科技手段的支持下，在违规成本不高，甄别合规成本异常高的情况下，是不是能够或有必要使用：数目字管理“？

这就要说到使用“数目字管理”的目的：为了追求效率。一个帝国什么情况下会冲动的去追求效率？有强有力的、对其构成挑战或威胁的外部竞争者。但凭借着规模的优势，中国明清以来几乎不存在强有力的、持续的外部挑战或威胁者。

帝国推行“数目字管理”的阻碍很大，帝国所处时代的客观之科技不支持，帝国未有持续且迫切的动力，那你让我如何选“数目字管理”？难道你要穿越回来告诉我？

除了这个屡次被提及的数目字管理外，同时开篇就让我想起孟德斯鸠及其以后的包括英国历史学家H.T.巴克尔、德国地理学家F.拉采尔在内的环境决定论支持者,那里让我看到了黄先生对这个“认为人类的体质特征、心理特征、民族特性、文化发展、社会进程等受地理环境，特别是气候条件支配的理论。”流派的双手欢迎。

瞬间让我想到难道这是要走这个路子吗？不应该呀，这个理论虽剑走偏锋，曾经名噪一时，但毕竟非中正平和，防守兼备，不禁推敲呀。渐渐地，组织出现了，制度出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应也貌似出现了，看来是好像要用正统的历史唯物主义，什么叫历史唯物主义，国内科普文献提的比较多的重要的几条：

一、生产是历史一切社会进步的尺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人类社会的进程。

二、与生产力一定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构成一定的社会形态和经济结构的现实基础，他规定着社会形态的主要特征。

三、一定的社会形态是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一定的上层建筑的统一，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上层建筑的变更。上层建筑又积极服务和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从这个角度看起来黄先生运用的不偏颇，但实际上马克思的原文要更加明确的辩证，《德意志意识形态》说：

一、“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二、“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这些条件不仅决定着人们最初的、自然形成的肉体组织，……而且直到如今还决定着肉体组织的整个进一步发展或不发展。”

三、“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按科普教材的简单说法就是：在客观历史过程中，一切社会历史因素都是相互作用的。在客观历史进行中，环境创造人，人又创造环境。

我不是马粉，但我觉得必须把马克思于1845年春在布鲁塞尔写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送给阅读大历史的人们，其中的第三条是这样写的：

“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把社会分成两部份，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例如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就是如此）。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先生否认人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没有看到政治事件对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历史观中有宿命论色彩。

最后将刘季伦的一段话作为结尾吧：

对于黄仁宇而言，“大历史”式的探讨，最后甚至已经接近了神学的领域：“大凡将人类历史从长时间远视界的立场检讨，不期而然会在思量想象之中接近神学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