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隳三都》与历史转折点书写的新样态

最近，历史学者周思成出版了《隳三都：蒙古灭金围城史》一书。作为近年在历史写作领域成果颇多的学者，此前他出版的《大汗之怒：元朝征伐日本小史》《规训、惩罚与征服：蒙元帝国的军事礼仪与军事法》，都是国内蒙元史研究中备受关注的作品。通过国内外多重文献获取写作资料，并借助现场感浓郁的叙事笔法来还原13世纪的蒙元历史，正是其写作的重点与风格。

《隳三都》也这样一部个人风格且学术水准兼备的作品。关于蒙古灭金的历史，史料其实并不少，但与之相关的历史研究著作并不太多，尤其是关于野狐岭之战、三峰山之战等决定历史走向的重大战役，并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

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隳三都》这本书，笔者的写作体验和写《大汗之怒：元朝征伐日本小史》很不一样。最大的差异源于客观的研究基础：写忽必烈东征日本，史料不多，但有大量的先行研究可以依傍。光是日本学者关于‘蒙古袭来’的论著，就堪以汗牛充栋来形容。相反，写蒙古灭金，史料相对丰富，前人的研究成果却很少。”这正是此书的趣味所在，它引发的历史遐思，已经超越了几场战役本身引发的思考。蒙古为何能在短期内一步步蚕食庞大的金国？金国在灭国前夕有哪些竭力反抗？对于这些历史上的基本问题，很多普通读者并不清楚。这本书对相关问题都做了比较清晰而生动的阐释。

笔者对蒙古征战的历史向来很有兴趣，如果只是停留在资料梳理的表层，这样的历史作品在坊间不少，但《隳三都》的写法，却十分新颖，笔者称之为“历史转折点书写的新样态”。选择重大历史转折点来书写历史，是一个很奇妙也很常见的契机，但如何能写好，其实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坊间的这类作品，或用十分晦涩的文笔来完成一个历史课题，虽然专业读者愿意看，但作品受众群体毕竟有限。还有另一种极端，就是用戏说的笔法来“讲故事”，虽然通俗易懂，但也失去了历史写作的专业性与严谨性。

好在《隳三都》比较灵巧地处理了历史写作的学术性与通俗性的关系，从写作手法上看，适度而合理的修辞，增加了本书叙事的文学感和现场感。比如，书中关于窝阔台汗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描写：“如今，蒙古帝国的第二任主人亲临河中城下。四十多天来，身材微胖、脸颊酡红的窝阔台汗，一直高居于金帐的御座上，饶有兴致地边饮马奶酒，边观看蒙古大军攻城。”这段文字，非常有现场感，但这并不是对历史典籍中某段古文的“意译”（为了保证叙事的严禁准确，其实很多历史写作都会“意译”历史典籍中的原文，尤其是人物对话，更不能“自由发挥”）。但是，这段文字依然是比较严谨的，虽有一定的修辞，但符合人物与历史的真实。这样的笔法在书中并不少见，而这正是增加作品可读性和趣味性的重要元素。

还有本书在《幽兰轩的烈火》章节中，关于金哀宗自尽前的场景描写，也是史实资料与文学修辞的结合：“金哀宗亲手捧着玉玺，塞到承麟手中，轻轻拍拍他的肩膀：‘朕传位给你，也是万般无奈之举。朕如今体态臃肿，一旦城池陷落，乱军之中，无法骑马驰骋。你平时素称能干，又懂军事，愿上天保佑你躲过这次劫难，我大金的国祚不致传到朕就断绝，列祖列宗不至于无人祭祀，不得血食！’”这段对话当然不是虚构的，而是《金史》里的记载。虽然完颜承麟作为金末帝只“享国一天”，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看似很有戏剧性，但这的确是事实。由于这段历史很有戏剧性，历史小说家们对其也津津乐道。比如历史作家蔡东藩在在《宋史演义》第九十一回《约蒙古夹击残金 克蔡州献俘太庙》里，对这段历史也有很精彩的叙述。虽然蔡东藩的历史通俗演义的史实性很强，但他毕竟是小说家，他或许可以对人物对话有一定的虚构，而历史研究专著则不行。换言之，适度的修辞只是一个技巧，不能替代研究的专业性和严谨性。

在这一点上，《隳三都》的写法是克制的，不会完全倒向文学笔法。与此同时，本书还采用了夹叙夹议的写法，一些面对历史现场的评论，还能与其他历史场景结合起来，颇为奇妙。比如这段文字，就在更开阔的历史视野上评论了金哀宗的殉国之举：“不做青衣行酒的晋怀帝，不做饿死台城的梁武帝，不做孝服拜庙的昏德公（宋徽宗）、重昏侯（宋钦宗），这几乎成了金哀宗的一种执念或任性，挥之不去。”

至于本书侧重叙述的围城之战，其实更像是打开蒙古灭金史的一扇门，观察这扇门上的斑驳锈迹，可能还不是最重要的，门后的世界才是更值得追问的。就像周思成在书中所说的：“叙述围城的历史，不等于只讲城墙以内发生的事件。从书中可以看到，城墙以外的远方发生的事件，往往决定着围城的命运。”在这一关键问题上的反复琢磨，其实正是对更丰富历史的一种遐思。

这个过程是漫长而审慎的，但也的确有探索未知的兴味。而历史写作的妙处正在于此，各种文献资料其实一直存在，但如何在纷繁复杂的长河中找到这些河底的宝珠，并将它们拼成一幅色彩斑斓的图画，其实绝非易事。研究与叙述蒙古灭金的历史，也是如此，《隳三都》这本书便提供了一个很有兴味的探索过程，值得细细品读。

（作者：黄西蒙；本文首发于《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