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的失实——对港版《中国近代史》的商榷

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华裔教授徐中约1970年问世的英文版《中国近代史》名声斐然颇受好评，次年就获得美国加州颁发的“共和奖”（Commonwealth Price）。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了《中国近代史》（第六版）的中文版。多年来不间断地修订，既表明作者的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也表明研究中国近代历史之艰难和不易。为此，徐教授特地在港版的序言中强调：“近代史错综复杂，著者学浅，失误之处必多，尚希读者不吝指正。”这应该不是作者的客套自谦，更似在长期的研究和审视中对“错综复杂”的肺腑之言，体现了作者对历史的责无旁贷和由衷敬畏。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也专门作序，认为这是“一本极具深远影响的经典力作。”“自1976年起，此书的国际版开始广泛地在东南亚洲流行，成为一本研究近代中国必读的史书。1978年牛津大学出版社纪念五百周年(1478-1978)发表之文告，列举数十名著，徐著为其中之一。”

徐中约师从费正清。他在首版的序言中写道：“费正清的著作是整整一代学者的灵感之源，而且，在他多闻博识的指导下，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出版了几十种专著，大大地提高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水平。”

然而遗憾的是，“灵感之源”也可能是把双刃剑，既可能受其引导，也可能受其误导，一旦出错（详见本专栏文章：简评《剑桥中华民国史》的失实；简评《剑桥中华民国史》对孙中山之死的回避；“蒋介石是个非凡的人”？——简评《剑桥中华民国史》的失真），也就可能累及以其为师的《中国近代史》。

作者的预感没有错，类似《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国近代史》最需要商榷的是关于国共合作时期的基本“结论”。

首先有必要简单明确该时期莫斯科对中国的基本政策：“全力支持国民党，并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和我们共产国际的代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42号记录》1923年1月4日于莫斯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87页】并且指示随后奉命赴华“全力支持国民党”的鲍罗廷“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1号记录》1923年8月2日于莫斯科。《档案》第1卷，第266页】

再看《中国近代史》关于国共合作时期的基本“结论”：“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想利用国民党的基础来扩大影响，并最终从内部颠覆国民党。”“回顾历史，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共分裂证明了史太林政策在中国的彻底失败。史太林想攫取无产阶级在国民党内的优势，像榨『柠檬』一样将国民党右派排挤出去，但是他似乎没有认识到改组的国民党，不再是他曾经认为的那样松散和低效的群体。鲍罗廷恢复了党的结构，而党的军队在格林的帮助下也接受了训练。最重要的是史太林没有看到共产党并未控制军队。而且，蒋的政治敏感力看起来处于巅峰，行事果断坚决，在远在千里之遥的史太林有机会回击之前就排挤了共产党。”【徐中约著，计秋枫、朱庆葆翻译，茅家琦、钱乘旦校对，徐中约审订：《中国近代史》（第六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电子版第 525、533页】

该“结论”最主要是误解了斯大林的中国政策，想当然地认为莫斯科一定支持共产党而反对国民党，其相关论证无疑需要商榷：

1，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因为“最终从内部颠覆国民党”而导致“国共分裂”的论断，缺乏依据；尤其所谓的“最终”缺乏时空概念，是无法明确界定内涵的臆断。

2，以国共的合作和分裂作为“斯大林中国政策”成败的标志，缺乏依据。

3，既然没有证明“斯大林的中国政策”就是“国共合作”，又何以断言国共分裂就证明了斯大林中国政策的“彻底失败”？

4，既然认定斯大林的中国政策是“国共合作”，“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为何要又怎么敢“颠覆国民党”，还致使斯大林“彻底失败”？

5，所谓“史太林想攫取无产阶级在国民党内的优势”，“没有认识”，“没有看到”，“蒋的政治敏感力看起来处于颠峰”等等断言，都似缺乏依据的主观认为。

6，所谓“史太林有机会回击”，何以断言斯大林要“回击”蒋介石？

7，所谓“敏感力”、“巅峰”，“果断坚决”，“远在千里之遥”等等虽然文学色彩明显，但显然缺乏证明力。尤其以距离为理由，更是想当然。

很明显，《中国近代史》关于国共合作这一章的“结论”，几乎全部由缺乏依据的主观想象构成，尤其与已被证据证明的客观事实南辕北辙，何来什么“颠覆国民党”，斯大林的中国政策又何曾“彻底失败”。但凡脱离客观事实，论证与结论也就难逃以主观想象来自圆其说的结果。

《中国近代史》（第六版）2002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1997年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公开出版。前者如果能够多少参考后者，也许就不会得出如此失实的“结论”。

这一“结论”的失实，不是个别观点和资料的失实，而是该章（第22章）立论基础的失实，论证逻辑的失实，还可能关系到资料选择和应用的失实。尤其，该章是《中国近代史》（第六版）下册之首章，也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首章，其结论的失实，难保不会影响此后相关章节论证与结论的客观，比如在第23章论证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政策时，就断言斯大林“他的指令时而是凭空想象的产物，时而是与托洛茨基争吵的结果。”【《中国近代史》（第六版），电子版第 551页】此断言显然是第22章“结论”的继续和发展。也许，多米诺效应的作用，或者正如中国民间俗话所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如果这一“结论”是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的教材内容，显然在讲授相关章节时应该做必要的说明和修正。

笔者的历史知识面有限，不敢对费、徐两位大师的大作做整体性评价，但在自己了解的范畴内，还是应该依据客观事实，对相关的章节内容提出必要的商榷，不仅对历史负责，也是对前人和后人的负责，也许多少可以阻止失实的继续和扩散，起码也可能引起读者必要的留意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