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便如今更多的人都习惯把南宋作为当时历史的中心正朔来看待，都无法忽视十三世纪中叶发生在中国北方两大新老交替的游牧民族政权之间的军事攻守对于之后的中国历史所带来的深远影响与不可磨灭的痕迹。公元一二一四年，距离北宋靖康之耻过去的第八十七年，在中都遭遇惨败后的金国政权，最后决定将汴梁作为自己的第二个政治首都，以避蒙古骑兵势不可挡的锋芒。在历时一个半月迁徙后，金宣宗成功“南巡”抵达开封，与之同行的还有三万多辆马车和物资，其中包括曾经从北宋宫中掠劫的大量“文籍、书画、图史、彝器”。这些物品的再次故地重游，不免让作壁上观的南宋人用汴京旧吏的口气揶揄道：“恰去九十年，谁知又归在此邪？！”一百年前，还可以在护步达冈上，以两万铁骑大破七十万辽军，号称“满万不可敌”女真人，如今白云苍狗，攻守逆转，围捕的猎人终为笼中之兽。值得一提的是，与经典的护步达冈以少胜多战例相对标的，正是蒙金的野狐岭之战，四万蒙古骑兵将四十万金军精锐一扫而空，虽说人生起落无常，只好像来得快了些。
《隳三都：蒙古灭金围城史》应该是历史学者周思成已出版的第三本书，之前两本分别为《大汗之怒：元朝征伐日本小史》和《规训、惩罚与征服：蒙元帝国的军事礼仪与军事法》。作为蒙元历史的研究学者，无法规避而需要面对一个现实问题是，有关蒙元许多历史资料的缺失和匮乏，正如同作者在序言中所描述的那样，“忽必烈东征日本，史料不多，但有大量的先行研究可以依傍”。与之区别的是，蒙古和金国之间的战争却有着相当充实的史料，但前人的研究成果倒反而不多。 一个曾经战斗力无比强大的游牧民族何以在短短九十年内迅速没落，成为他曾经鄙视的样子？蒙古帝国又何以能在弱肉强食的生态环境中，短时间内迅速崛起，横扫天下？如果把历史的时间再往后拉长一点点就不难发现，如今这个看似战斗力无比强大的元朝雏形政权最终依旧没能从金国起落盛衰固有剧本中脱身，短短九十九年的命运更有为历史所摆布的意味，以至于到了明初，会被那个朱重八发出类似“胡虏无百年之运”（《谕中原檄》）的奚落。要弄清楚这其中的核心问题，作者把视线聚焦于三场决定金国命运的都城守卫战（中都，汴梁，蔡州），同时又将野狐岭之战、三路攻金之战、通玄门之变、倒回谷之战、三峰山之战这几个历史事件相互连串，试图通过这几场关乎天下的历史事件来讲述一个王朝更迭存亡中所包含的偶然与必然。
和传统严肃叙事的史学资料相比，作者在文笔上更加富有情怀，时不时地感怀世事往往可以将读者带入到历史循环的大背景下来看待造物主之残忍和无常，比如当蒙军兵临城下，金哀宗在蔡州发动民众负隅顽抗时，作者饶有兴致地写到大汗窝阔台的去向，“世界的合罕徜徉于美酒、音乐、射箭和摔跤比赛之间，觉得犯不着大老远跑到帝国的边陲，给垂死的猎物致命一击。所以，1453年君士坦丁堡围攻战中，骑着白马、披着红氅的拜占庭末代皇帝和骑着黑马的奥斯曼土耳其苏丹，隔着城墙遥遥对视的壮观场景，注定不会出现在蔡州城下。”同样，当中都被围，一个叫王守信（和王守仁没半毛钱关系）的浑人要用跳大神的方式来退敌时，竟然和北宋末年郭京（和郭靖也没半毛钱关系）的“六甲神兵”何其相似，于是作者感慨道：“当年金朝开国的太祖、太宗，还有宗翰、宗弼等元勋，若是泉下有知，看到自己的不肖子孙重演当年宋人的闹剧，会做何感想？” 事实上，即使到了明清交战的年代，无数次的战争经验告诉我们，一旦在野战中无法获得胜利，转而进入城防时，就意味着作战主动权的彻底丧失，所能依赖的也就只能是坐困愁城，负隅顽抗的一点精气神。北宋末年的金国，金国末年的蒙古，亦或者明末的满洲八旗，纵横平原的骑兵会把城池以外所有的物资洗劫一空，并且成功将一座目标城市合围，让其陷入空间和心理上的绝望之境，同时也象征着这座孤城即将进入到全民皆兵，动用一切物资，在所不惜的“全体战”阶段，“敢匿一丁者，全家处斩，邻人绞罪。”在这里，作者向我们描述了古代攻城的各种手段以及其残酷的战争现实，几百门砲（即抛石车），专门攻击城池一角，进行精准打击，城内也有发砲还击，据说城池内外指挥官能在互不相见的情况下，通过石头落点判断出隔墙之后对方抛石车的大概位置，进行攻击。城池内外，一时间，千砲齐发，万箭齐射，遮天蔽日，血肉横飞，梁木崩裂，房屋倾倒，哀嚎之声不绝于耳，云梯，攻城塔齐上，士兵宛如蝼蚁攀登城墙和守兵杀作一团，双方甚至使用了当时世界顶尖的火器相互射击，瞬间城墙内外，尸体堆积如山。大战之后，必有大疫，中都之战蒙古军受挫后，略作后退，反而将松懈的金国百姓拖入到更大规模的疫情之中。长期的围城也让守卫方逐渐开始缺少物资，最后演变为人吃人的场景，书中记载，蔡州守卫战时，甚至出现了“空街净巷，往往缢人而食之”的恐怖场面。
但正是这样一个需要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应对强敌的艰难时刻，金国的内部倾轧却一点都不少，先是受到卫绍王器重的大将胡沙虎发动“通玄门兵变”，废黜卫绍王，又怕手握重兵的完颜纲于他不利，就设计一并杀之，来了个临阵换帅。之后，立了金宣宗，结果两人嫌隙加大，金宣宗借刀杀人，用术虎高琪除掉胡沙虎。到了金哀宗继位，挫败兄长完颜守纯地夺位阴谋，然后逃到归德，蒲察官奴的忠孝军与归德城当地防军又起内讧，官奴大开杀戒，死了三百多名官员，三千多个军民。接下来，金哀宗利用内侍局密谋除掉官奴，少不得又是一场流血，而金国最后一点点的向心力和荣誉感也就在这样一次次的流血冲突中消磨殆尽。 要说历史并未给金人机会，其实也并非如此。花剌子模国的一次夜郎自大，让成吉思汗开启了西征副本，接下来的六年里，成吉思汗将沿着上一代上帝之鞭阿提拉的脚步，去蹂躏欧洲各国。也让行将轰塌的金国政权拥有了宝贵的六年喘息之机，可惜金国和西夏竟然将其耗费在毫无止境的党争内斗，还有捡软柿子侵略南宋之中，甚至还出现了像崔立这种奇葩（学什么不好，偏偏要学刘豫），真是“燃脐易尽嗟何及，遗臭无穷古未闻”。当蒙古人转过头收拾西夏时，金人也完全没有唇亡齿寒的战略眼光，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战略缓冲区被对方全部吃光，可惜，下一个没有这种眼光的国家正是南宋。
最终，蒙宋联军兵围蔡州，金哀宗也没有了“甲士三千，纵横江淮”的豪情壮志，唯一争取的竟然是自己不想当亡国之君（和那个老死五国城的瘦金体皇帝何其相似），“古无不亡之国。亡国之君，往往为人囚絷，或为俘献，或辱于阶庭，闭之空谷。朕必不至于此！卿等观之，朕志决矣！”作者写道：“不做青衣行酒的晋怀帝，不做饿死台城的梁武帝，不做孝服拜庙的昏德公、重昏侯，这几乎成了金哀宗的一种执念或任性，挥之不去。”从死后被分尸的记录来看，倒是做了回项羽。 在书中，作者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写道：“悲剧的主角不能太优秀，因为好人遭殃，徒增观众反感；悲剧的主角又不能穷凶极恶，否则观众会觉得他活该。最能同时激发道德感、怜悯和恐惧的悲剧主角，是平庸的，和我们一样的人。按照古希腊人的审美品位，武王伐纣写不出动人的悲剧，金朝的灭亡却可以。”虽然有失偏颇，不过却也指出了金国的灭亡是一群在普通不过的平凡人的下场。围城的历史是一扇门，通过这扇门，让我们看到了是一个政权是如何从积极奋进以最快速堕落内耗腐败彻底轰塌的，政治的尽头是战争，也意味着战争的源头是政治。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内部纷争，战略失误，一己之私，贪得无厌，一整个国家把所有精力都花费在内耗的恶性循环中，然后转身彻底走出历史的舞台。
说些题外话对于南宋“棒打落水狗”的战略抉择，历来都会有一定的争论，主要原因就是金国的灭亡也让南宋彻底暴露在蒙古铁骑之下，四十五年后，崖山一役，山河破碎。不过，总觉得这是某些后见之明，一则当时金国已经救无可救，从后来的历史来看，南宋的出兵也让他们在中原一带获得了一定的战略主动权，宋理宗甚至想将战线推到潼关洛阳一带，可惜用兵不善，中了埋伏。另一个，宋金之间本就国仇家恨，对于以儒家思想体系的政权来说，有仇不报，不打出克复中原的旗号，在情理上完全走不通，甚至会获得全体上下意识形态上的抵触，想要学俾斯麦那种左右逢源的外交手段在当时的中国是全然行不通的，非黑即白，非左即右，非忠即奸才是普世价值。
| 
微信公众号
官方抖音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