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有党，亦是臭名昭著

中国历代从不乏党争之患，似乎自君主专制的官僚制体系形成时，这便是一直伴随的问题，因为入/出仕之人，总会有流派之别，即持有不同的学术和思想观点，在施政之时就会意见相左，而出争端。

言及朋党之争，更是屡见不鲜，但历史上，“朋党”一词从来就没有褒义，起初是指为了自己的私利而相互勾结的同类人——彼时官僚尤惧“朋党”之名而避之，由于这种根深蒂固的观点，被指控加入派系意味着被排斥、政治生涯的结束和名声的败坏，因此，指控对手加入派系是官僚政治派系斗争中一个有力的武器，这也是后期党争病态发展重要组成部分。后来则延伸为结成联盟，与对立派系争夺权力的士大夫。此中个人觉得是以唐宋分明，想来“牛李党争”也未知其作为唐朝崩溃的象征而出现，居然会在两个世纪后的北宋时期成为官僚机构的“团结口号”，愈演愈烈。

而这一切多半因为士大夫群体的崛起，他们的出现，可视为宋代政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特别是仁宗年间，中国国家制度开始演变，文官取代武官入主朝廷，随着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传统政治中的派系开始兴起并呈现出新的特点，派系斗争在内容和意义上也变得鲜明起来，它首先表现为权臣与雄心勃勃的年轻士大夫之间的斗争，进而演变为整个士大夫群体的“自相残杀”，由此开始影响宋代的政治格局。

彼时由于大臣们对宋朝复杂社会和繁荣经济的处理方式、观点和政策不同，朝廷内部的政治对抗，亦即意识形态之争分裂了中国的社会政治精英，他们组织成派系，争夺对帝国政府的控制权。此间常伴随改革事件的出现，斗争也常呈现为“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

然多为“义利之争”，但这种意识形态和政治冲突随着每次君主制过渡都在不断升级， “报复范围”亦是不断扩大。宋代政治派系之争，虽然被认为是士大夫在政治领域实现自我认识的一种方式，但却始终未能开辟出政治的新局面。

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北宋政府不断在两大阵营之间摇摆不定，未能实施有效政策解决日益严重的财政和经济问题。如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都以失败告终，便显而易见。这亦是后人常将政府施政和改革的弊端直接归咎于党派纷争的原因之一。而那新、旧治国政策反复不定让人民无所适从，也终种下了北宋亡朝祸根。往后党祸与宋廷一并南移，更是不胜唏嘘。只叹，即便“君子有党”，也仍掩盖不了宋代政治舞台上朋党之争之臭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