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略谈《康熙的红票》的错谬与荒唐

孙立天先生所著《康熙的红票》一书，自2024年3月出版以来，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我购买的这本2025年1月第7次印刷本的腰封上，就赫然开列了所获的诸多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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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尚不到一年，不论是爆发式增长的销量，还是荣登各类知名图书榜单，《康熙的红票》都可谓一本现象级的历史读物。然而，我在阅读本书部分章节后，却发现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错谬，以及完全悖于史料的荒唐论述。

据《康熙的红票》所附介绍，作者孙立天先生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硕士，纽约市立大学历史博士。求学履历皆是中外名校，予小子万难望其项背。

但学术者，乃天下之公器。讨论学问，关键在于讨论者读书之多寡、钻研之深浅，与其它无涉。我既有所发现，就道义而言，保持缄默，反而有明哲保身刻意退缩之嫌。思之再三，还是决定撰写这篇小文，谈谈《康熙的红票》中的错谬与荒唐。

一、五行五错的首页引文

《康熙的红票》全书第一章第1页，引述了清顺治年间，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给顺治帝的一份奏疏。疏文如下：

微臣感恩无地，敬进西国方物，以表臣忱事。臣等产于西洋，从幼弃家修道。明季东来至蜀，居堂传教有年，不幸遭寇掳待戮。于顺治三年，幸逢大兵西剿，恭遇肃王恩释，依随来京。仰荷皇上隆恩，特送礼部，光禄寺，图赖固山家豢养，朝夕焚烛万寿，今经五载。感激无涯，兹有方物六种，躬献阙廷，伏祈皇上，俯赐勒收。

书中这里的引文，我读着颇有“顿挫”之感。尤其是最后这句“俯赐勒收”。什么是“勒收”？我读不懂，难不成是“勒令收下”的意思？可此疏所述，是传教士为讨好顺治皇帝而进献方物，怎么还敢“勒令”顺治皇帝呢？

另外，第四行“朝夕焚烛万寿”一句，也显得诡异。焚烛，一般而言，就是指点蜡烛，可这和“万寿”又有什么关联呢？

为解答困惑，我查找了这封奏疏的出处。此疏出自“内阁大库”，原件存于台湾地区。我无缘得见原件或扫描图像，但查到中研院史语所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编纂《明清史料》丛书时，曾收入此疏。

找到《明清史料》中的疏文对照，疑惑随即迎刃而解。原来，所谓“俯赐勒收”，实际应该是“俯赐敕收”；“朝夕焚烛万寿”，实际应该是“朝夕焚祝万寿”。《康熙的红票》中，讹“敕”为“勒”，讹“祝”为“烛”，遂使本来晓畅的疏文变得滞碍难解了。

这还不算，经过比对，《康熙的红票》对疏文引用错误的，还不止这两处。第二行，“居堂传教有年”，原疏作“居堂传教，历有年所”；第四行，“礼部，光禄寺”，原疏中作“礼部及光禄寺”；“今经五载”，原疏作“经今五载”。（按，今人更习惯“今经”，但“经今”亦是古人常见用法，并无不当。）

也就是说，《康熙的红票》正文第1页，一共五行的引文，居然出现了五处引用错误。此书著述之草率，编校之流于形式，由此可见一斑。

另外，引文中的标点也颇有可商榷之处。比如，第二行“明季东来至蜀”，当从“东来”后断开，“至蜀”二字后读。“今经五载”之前当为句号，之后为逗号。即：经今五载，感激无涯。

二、误读“康熙历狱”的关键因素

我这两年来，专注于研究明末清初的历法争议。那么，康熙三年（1664）八月至次年四月的“历狱”一案，自然是研究中的重点。

这里简单叙述一下“康熙历狱”。康熙三年七月，布衣杨光先控告汤若望（时任钦天监监正）等天主教人员意图谋反。朝廷于八月开始会审。之后，杨光先又控告汤若望及其领导的钦天监制定历法错谬、选择荣亲王葬期不当等一系列罪名。经过数月审理，汤若望一度被拟处凌迟之刑，后获赦免，钦天监中五位监官被杀，在清初施行二十年的西洋历法被废除。

《康熙的红票》第二章《满汉之争中的传教士》，主要描述的即是“康熙历狱”（亦称“清初历狱”）。因此，我对这章内容兴趣尤强。

然而通读下来，失望却更大了。前面列举的全书第1页的种种引文错误，还只是写作态度与编校质量问题，甚至可以淡化为“不够细心”。而第二章的问题，却是大量的论述，完全违背史料记述与基本逻辑，其中部分妄断，甚至只能用荒唐来形容。

孙立天先生在《康熙的红票》中，对于“清初历狱”，有一个基本的论述，反对将其视为“中西文明冲突”，而认为是满汉之争的结果。对此，作者在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依据”：

而且最后的结果，好像是杨光先获胜了，但实际上传教士基本没有损失。整个案子最大的受害方是钦天监里的汉人，核心成员都被处斩了。（《康熙的红票》第33页）

乍一看，作者这句描述没什么问题。“历狱”审理的结果，汤若望以及利类思、安文思和南怀仁等曾被羁押的西洋传教士均获得释放，反而是钦天监中五位汉人监官李祖白、宋可成、宋发、朱光显和刘有泰遭到处斩。

可是，如果仔细研究整个“康熙历狱”的相关文献，就会发现事情远非这么简单。此案来龙去脉相当复杂，下面择要阐述。

需要重视的是，案件控告者杨光先，在康熙三年七月的呈告控疏中，就已经开门见山的将控告目标指向了天主教。控疏起首一句，便是：“江南徽州府歙县民杨光先，年六十八岁告，为职官谋叛本国，造传妖书惑众，邪教布党京省，邀结天下人心，逆形已成，厝火可虑，请乞早除，以消伏戎事。”（杨光先：《不得已》）

接下来的疏文中，杨光先逐向列举了钦天监官李祖白编撰的《天学传概》，是如何为天主教张目，侮辱中夏圣贤；天主教如何在各省培植势力，又由汤若望潜入朝廷，内外勾连，图谋不轨；由汤若望掌控的钦天监所编撰的历书上，印有“依西洋新法”字样，又是如何窃夺正朔。

因为控告的核心是天主教，杨光先为这封奏疏取名为《请诛邪教状》。

正因为杨光先控告的核心是天主教。在案件审理中，汤若望始终被视为首犯。不论是所谓“邪教谋叛”，还是“历法错谬”，还是“误选葬期”，审讯官员认为汤若望均难脱干系。

康熙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刑部就“历狱”一案请旨，其中提出的处刑意见，头一个就是针对汤若望，刑部建议处凌迟之刑。而后，才是对钦天监中其它监官的拟处刑罚。三月十三日，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后，认同刑部的审拟。这时，汤若望距离被凌迟，仅剩最后一道批准的手续了。

三月十六日，朝廷下旨，指令赦免汤若望。这个突入其来的转变，背后的缘由，乃是孝庄太后的强势介入。听闻汤若望将被凌迟，孝庄太后训斥秉政的四位辅政大臣：“汤若望向为先帝信任，礼待极隆，尔等岂俱已忘却，而欲置之死地耶？”由此，汤若望才得以在最后时刻逃出生天。

四月三日，朝廷下旨，将涉案的钦天监五位监官李祖白、宋可成、宋发、朱光显和刘有泰处斩。没错，这五位监官均是汉人。可是，他们身上还有另一重身份——天主教徒，却被《康熙的红票》忽略了。

李祖白曾编撰《天学传概》一书，鼓吹天主教在中国历史悠久。他的天主教徒身份，自不待证明。其它四位监官的教徒身份，也有明确的史料依据。

正因为杨光先控告的核心就是天主教，对于涉案人员是否加入天主教，从一开始，就是会审官员关注的重点。早在康熙三年十月十三日，吏、礼二部官员会同具题请旨时，就已汇报：“钦天监监副周胤等七员制作历书之官，皆称已入汤若望之教”，“供认不讳”。

周胤之外，六名加入天主教的监官是谁呢？在随后十一月十一日，吏、礼二部所题的密本中，清晰的开列了出来：

正五品春官正又加一级宋可成，正六品中官正刘有泰，正五品秋官正又加一级宋发，正五品冬官正又加一级朱光显，正八品五官保章正尹凯、张文明，伊等皆入彼教，供认不讳。伊等身为官员，却加入天主之教，故将宋可成、刘有泰、宋发、朱光显、尹凯、张文明俱行拟以革职。（安双成编译：《清初西洋传教士满文档案译本》，第35页。）

至此，可以简单进行总结。“康熙历狱”一案的处理结果，表面上看，汤若望获得释放，钦天监中五位汉人遭到处斩。但实际上，由于案件从一开始就对准了天主教，汤若望更是头号要犯，本被拟处凌迟之刑，只是由于最后时刻皇权的强烈介入，才得以免除。最终被斩杀的五位汉人钦天监官，均是天主教徒，与汤若望有着异乎寻常的亲密关系。

这样一来，作者根据的“传教士没有损失”，“最大受害方是钦天监里的汉人”，作为否认案件是“中西文明冲突”的根据，显然也就站不住脚了。

三、曲解“康熙历狱”为满汉之争

孙立天先生在《康熙的红票》中认定，“康熙历狱”一案，不涉及中西文明冲突，本质上是朝廷中的满汉之争。为此，书中论述：

在鳌拜等辅政大臣当权的朝堂政治中，汤若望被视为汉官势力中的重要一员，……打击汤若望其实就是满人当时打击朝廷汉官势力中的一环。（《康熙的红票》第62页）

的确，在顺治帝过世后，由于继位的康熙帝年幼，朝政由四位辅政大臣秉持。四辅臣强调“首崇满洲”，对之前在顺治朝备受器重的众多汉官进行了打压。也即，在清朝初年的顺、康之际，“满汉之争”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

但是，存在过“满汉之争”，不等于此时朝政的所有的事情，都一定是“满汉之争”。从史料来看，“康熙历狱”与满汉之争毫无关系。下面简单叙述理由。

首先，汤若望非满非汉，而是西洋人，仇外者更将其视为“夷狄”。在汤若望受礼遇的顺治朝，与其亲善的官员，既有汉官，亦不乏满员。孙立天先生在《康熙的红票》中，亦尝论及，“历狱”审理期间，有满官为汤若望开脱。如此，汤若望又为何会被“视为汉官势力的重要一员”呢？

其次，再来看历史上的“满汉之争”。顺治十八年（1661）元月，顺治帝驾崩，随即确立由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和鳌拜四位辅政大臣秉政。次月，辅臣将顺治年间所设立的十三衙门尽行废除。之后，又恢复内务府，以上三旗包衣出任要职。六、七月间，辅臣停罢内阁、翰林院，复设内三院（秘书、弘文、国史）。至此，四辅臣取代内阁大学士入直和票拟之权。

在这样的政治局势下，一些汉人高官主动乞休，以避免可能的更大祸患。四月，为清廷立下大功的时任武英殿大学士洪承畴乞休。五月，工部尚书杨义休致。六月，户部尚书王宏祚请求回乡葬亲。七月，礼部尚书孙廷铨请求回乡省亲。与汤若望交好的礼部尚书王崇简，五月就曾以“衰病”乞休，十一月再度乞休，获准解任调理。在王崇简获准解任的半个月前，已荣升内秘书院大学士的胡士安，同样以病乞休。

也即是说，辅臣大臣秉政之后的满汉之争，在顺治帝甫驾崩后，即以展开。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中，大量一二品的汉官，就已或被迫失去权力，或主动远离朝堂。

那么，“康熙历狱”是什么时候爆发的呢？康熙三年（1664）八月。此时距离顺治帝驾崩、辅臣秉政，已经过去三年零七个月。辅政大臣大权在握，清除掉那些一、二品的汉官，也不过数月之间，即以大功告成。汤若望一个西洋夷人，职权又仅为四、五品的钦天监监正。

如果辅臣真将汤若望“视为汉官势力的重要一员”而早欲除之，又何需拖这么久？既已拖了这久，在处理措施上，又何以大费周章到调动朝廷礼、礼、刑三部的堂官，进行了一场长达九个月的审理？

孙立天先生说：“打击汤若望其实就是满人当时打击朝廷汉官势力中的一环。”那么请问：在打击汤若望的“康熙历狱”之前，朝廷中的汉官势力如何？之后，汉官势力又如何？总不至于唯一的变化，就只是钦天监中的五位汉官被除掉吧？区区几员芝麻官的钦天监五官正，在鳌拜诸人面前，哪里配得上“势力”二字？

至此，可以得出结论，所谓“在鳌拜等辅政大臣当权的朝堂政治中，汤若望被视为汉官势力中的重要一员”，“打击汤若望其实就是满人当时打击朝廷汉官势力中的一环”诸观点，同样站不住脚。

四、罔顾史料 论述荒唐

孙立天先生在《康熙的红票》一书的论述中，坚持将“康熙历狱”解读为满汉之争，多次否认此案涉及“中西文明冲突”。前面两节，我分别就“历狱”一案的关键要素为天主教，以及无涉满汉之争，进行了辨析论证。

这部分的内容，究竟还是就历史事件的性质进行论辩。接下来我要谈的，则是作者罔顾史料的确切记载，以一己臆测作结论。

前文引述过杨光先所作的《请诛邪教状》，其中明明白白地开列了，杨光先呈告的缘由就是天主教。《康熙的红票》在行文中，对此却有意无意的忽略了。对于杨光先如何产生了呈告汤若望的念头，孙立天先生给出了这样的论断：

杨光先最先盯上汤若望，并不是因为天主教，而是在汤若望改了天宫图以后。（《康熙的红票》第45页）

对于这个结论，孙先生并未给出史料依据，我也未找见什么史料来源。恰恰相反，我在史料中，找到与此完全相反的说法。

在“康熙历狱”会审中，审理官员曾讯问杨光先何年具疏呈告天主教？杨光先供称：

小的于顺治十三年来京，十五年见到钉死耶稣之画像，故知天主教教为耶稣教，从此即有弹劾之念。（安双成编译：《清初西洋传教士满文档案译本》，第22页。）

通过杨光先的其它供述、著作可知，这里提到的“钉死耶稣之画像”，即汤若望于明崇祯年间编著的《进呈书像》。该书中，配有多福插图，用以介绍天主教。正是看到《进呈书像》等宣扬天主教的书籍后，杨光先对天主教产生了极大的厌恶，这才有了弹劾告发天主教的念头。而汤若望，正是彼时在中国最有权势的天主教传教士。

也就是说，杨光先作为事件当事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回答过“最先盯上汤若望”的原因，就是因为天主教。

不知为何，孙立天先生为何却要矢口否认。

前引的杨光先供述，载于《清初西洋传教士满文档案译本》一书。孙立天先生仅在《康熙的红票》第二章，就有十次引述该书，不可谓不重视。

如果孙立天先生对于前引的杨光先供述，之前竟然未曾看到，以至于在《康熙的红票》中，作出了完全悖于史料的结论。这说明，孙先生的研究是多么地草率。

如果孙立天先生对于前引的杨光先供述，早已看过，却仍然选择刻意忽视。这就更加让人难以理解了。当然，研究者对于史料中的记载，也未必就要全部采信。但是不采信而另作它论，总该说一下根据吧？没有根据，总该说一下理由吧？可是，在孙先生的《康熙的红票》中，却是二者皆无。

那么，我们也只能合理揣测，孙立天先生之所以要刻意忽视杨光先亲口所说的，因看到天主教宣传书籍而产生弹劾汤若望之念。是因为，如果引述杨光先的这份供述，那么作者始终坚持的，“康熙历狱”不涉及中西文明冲突的立论，就无法成立了。也就是说，为了证明自己的立论，这样史料就必须视而不见。

如此“研究”，仅谓其“荒唐”，已经是再厚道不过的评价了。

综上所述，孙立天先生所著《康熙的红票》一书，在引用文献时相当草率，以至于一共五行的文献，竟有五处抄写错误；在论述“康熙历狱”性质时，又忽视了被处刑人员的教徒身份，导致错误归因于所谓“打击汉官势力”；更为关键是，为了维护所谓“不涉及中西文明冲突”的结论，对案件呈控人杨光先有意针对天主教的文献记载，竟然荒唐到刻意忽视。

需要说明的是，我近来很忙，要对下半年出版的书作统稿（关于明清之际的历法争议）。对于《康熙的红票》，在翻阅了开头后，仅对第二章进行了通读。但窥一斑而知全豹，我想此文的论述，已经足以说明一些问题了。